民国初年，在日本一家普通的古钱旧书店里，一位名叫罗叔韫的中国客人正慢慢地浏览店主的那些古籍旧书。突然，一套日本翻刻版的中国图书紧紧地吸引了他，那是套他寻觅已久的书，今天终于在日本的一家普通旧书店里找到了。他迅速拿出自己珍爱的几枚古钱换下了这套旧书，并很快将它带回祖国。

       这是一套什么书?它为什么如此吸引这位中国客人?这是一套在中国失传已久的记录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技术的科技书—《天工开物》，是一位名叫宋应星的人写的。在那时的中国，除《天工开物》外，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全面、系统地记录过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各项技术。同时，由于失传已久，当时国内的绝大部分学者也都没有见过《天工开物》，更没有听过宋应星的名字。如今，一部图文并茂的反映中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突然摆在他们面前，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一夜之间，中华科学技术文献宝库里又发现了一颗璀灿的明珠，其作者宋应星也一夜之间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科学家。而此时，宋应星已长眠其故里200多年。

       宋应星故里在江西省奉新县宋埠镇的牌楼村。他出生于明朝末期(1587年)，字长庚。曾担任过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安徽毫州知州。明朝灭亡后，他即弃官归里，没再复出。宋应星幼时就勤奋好学，资质特异。年纪不大就熟读了各类经史子籍。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以第三名的成绩与胞兄宋应升同时中举，有“二宋”之称。其后他又与胞兄一起多次赴京参加会试，屡试不中，这使得他对功名逐渐冷淡下来，将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以总结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为编纂一部科技巨著积累资料。

       明崇祯十年(1637年)初，上、中、下三部共二十卷的宏篇巨著《天工开物》终于脱稿。同年，宋应星的朋友涂伯聚出钱帮他刻印出版，这是最初的版本。明末时，书商杨素卿翻刻了一版，封面上加刻了“一见奇能”、“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三行字作广告，足见当时工商业者对这本书的推崇。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派人编纂了一部中国古代官修的最大丛书《四库全书》，该书共收中国历朝历代各类典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但不知什么原因，其中却没有《天工开物》的位置。《四库全书》成书后，未入选的许多著作大都被禁被毁。这样，《天工开物》就被尘封进中国历史，一直被埋没了近二百年，直至民国初罗叔韫把它从日本国再“引进”回国。

       与在国内的遭遇相反，《天工开物》在明末清初流传到国外后，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日本，整个德川时代都把它作为科学技术的优秀参考书，并多次再版。日本学者说：“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在欧洲，《天工开物》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法文译本的书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业》；德国人所著《中国植物》也引用了《天工开物》；美国出版的英文译本书名为《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学》。

       中国曾经是世界科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拥有别国无法从拟的“四大发明”。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这其中的原因，从《天工开物》在国内外的不同遭遇，我们也许可以初见端倪。1952年，明崇祯十年原版的《天工开物》在国内被发现；1987年11月10日，《天工开物》问世350周年之际，宋应星纪念馆在其故土奉新县城举行隆重的揭馆仪式。这是否昭示着中华科技文明落后于西方的时代将要成为历史了?华夏儿女们在拭目以待，也在努力着!

       说到中国古代科技史，奉新还有一位人物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梭山农谱》的作者刘应棠。

       刘应棠，字又许，号啸民，奉新县上富人，生活在清顺治、康熙年间，刘慎虚后裔。他厌倦科考，带着妻儿隐居梭山，只管读书、饮酒、务农，并以此为乐，学者称他为梭山先生。刘应棠在从事和观察农业生产的同时，认真总结了农业生产各方面的经验，写下了《梭山农谱》一书。该书分耕、耘、获三卷，详细记述了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及当时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所有工具，并解释了农事的原因、交代了农事的作法、讲述了农事的功能和作用、说明了农事的要求和标准，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状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有力证据。

       刘应棠在清代“三藩之乱”时曾带妻儿在外逃亡流浪近两年，其间财物丢光，妻子病故，他只好带着两个孩子跑到晏嶂山顶，寄住在白云寺的两侧偏房里，以拾橡栗、买糠 充饥。他的所有著作都在兵荒马乱中遗失了，后幸而在残墙烂瓦中找到了《梭山农谱》，并由其同学蔡小山、陈文在帮助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存目和介绍。

       宋应星和刘应棠，是奉新古代科技界的杰出代表人物。虽然他们没有耀眼的功名、没有骄人的政绩、没有富裕的家产，有的只是辛勤耕耘，默默的奉献，但他们却永垂华夏青史，永无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