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是为了防卫而建筑在城市周围高峻而坚厚的围墙。有人说，城墙是活着的历史，因为它连接着空间，跨越了时间，见证了太多的兴亡旧事，又浸润了太多的红尘烟火。可惜，奉新的这段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因为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从未见过奉新的古城墙。奉新什么时候才有了城墙？同治版《奉新县志》卷4城垣第1页载：

“县治汉灵帝中平时立于新兴乡磐山之北。唐神龙二年，县丞高良弼徙于冯川之北。旧无城，长庆三年，县令刘正一筑土城，周五里，建南北二门，岁久圮。”

由此可知，汉灵帝中平二年（185）新吴初次独立置县时，县治设在磐山之北（今故县），彼时县治是没有城墙的。唐神龙二年（706），新吴县丞高良弼将县治从磐山之北迁到冯川之北时，最初也无城墙。直到长庆三年（823），县令刘正一用黄土夯筑了一道周长五华里的城墙，只开了南、北两道城门。这道土筑的城墙维系了多长时间？不得而知，只说“岁久圮”。在和平年代，一道土城墙也许能维系很长时间，但不可能维持780年。此后一直未见修城记录，也许是处于有城近似无城状态，也许是修过而未载入方志，真实原因无从考证。直到明成化年间，县志才有了修筑城墙的记录。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知县邓诚命邻近富民将原县城两门改建成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和建昌门五门。城门都修了，城墙自然少不了。此后，直到正德七年（1512）华林农民起义期间，江西按察副使吴一贯和奉新知县邹绲为预防农民起义军攻打县城，奉新城墙作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

本次重修南起冯川河岸，北抵狮山山麓，南北两面全部用砖砌成，东西长是南北长的两倍，城墙用黄土夯筑，为防止雨水冲蚀，顶部架了椽，盖了瓦，设立了四道城门，上设城楼，城墙四周开挖了护城河，防守功能更趋完备。其实，胡雪二领导的华林农民起义历时四年，先后攻陷了周边的十来个府城县城，唯独没有攻打小小的奉新县城，难道是因为奉新县城过于坚固？还是因为胡雪二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家乡观念？我们无从考证明白，但从此以后，官府和百姓修城墙的意识更加增强了。

此后，县志有如下记载：“嘉靖元年，水涨城倾，知县朱云凤修复。”嘉靖四十五年(1566)，奉新县新来了一位知县，名叫金应征，他最著名的事迹就是“捐资筑城”。同治版《奉新县志》卷7知县第14页载：

“金应征，四十五年任，字懋德，南直长洲人，由进士任。爱士恤民，尤能平狱节财。在职四年，四境丰乐。奉新傍山无城，应征捐资筑之，后土寇窃发，邑赖以全。寻擢去，累官至岭北道副使，……士民为立碑，志不忘焉。祀名宦。”

本次修城功效显著：“后土寇窃发，邑赖以全。”为保护奉新县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最直接作用。但不知何故，此后不到5年时间，奉新城墙又倒了，所幸隆庆五年（1571），奉新又从福建长乐来了一位名叫陈隽的知县。

知县陈隽一到任，看了奉新县城的无城状况，十分不满地说：“今堂堂一大县，不知为城守计，吾弗知所终已！”他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状况，于是便商量用县衙的“羡馀”经费来修城墙，修城本是好事，但没想到却招来了本县士绅的议论，说修城墙对学宫培养人才不利。

意谓从前学宫之前矗立着高高的城墙，里外隔断了，外面的山水灵气都被隔断了，导致近年通过科举考取的人才虽然有，但数量少了。近年城墙倒塌之后，山水灵气进来了，每届科举考取人数又多了。听士绅说的好像很在理，陈知县也不反对，便“于学宫之前则拓其旧迹，延袤以迄于川，据水为阻，甃以石，自外视，则壁立数仞，嵬然一城；自内视，则川原形胜一览都尽，无复曩时之隔绝也”。谢廷杰赞扬他是“知大计”“善通变”的好知县。

万历七年（1579），朱南英任奉新知县。同治版《奉新县志》卷7知县第15页载：“朱南英，七年任，字子醇，号云峥，浙江山阴人。万历丁丑进士。修甓城，清地亩，续邑乘，于奉新大有功焉。累官至参政，祀名宦。

万历九年（1581），朱南英向上宪详请修城，得到了时任岭北道宪副、前任奉新知县的金应征的大力支持，他把南丰县的羡银九千两（一说九百两）调拨给奉新的兵备佥事石汉赞，作为修城的专项经费，本次重修全部改用砖砌，全城共砌有1187个垛口，还新修了东边的宾阳门、西边的齐霞门、南边的迎薰门、北边的拱辰门，南门左右两边各开了扇水门，东南方向还开了扇冯田门，吏部尚书蔡国珍为撰《度田缮城碑记》。

万历二十二年（1594），知县冯烶将南门左边的水门改建到大成殿的前面，命名叫“游圣门”，东、南、西、北门和右水门未变。万历三十年（1602），冯田门被封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左水门也堵塞了。崇祯十三年（1640），明王朝行将灭亡，“四郊多警，知县李允佐请增高城堞，巡抚解学龙题允，将本邑当年里长、经催，免其充役里长一名，纳银十二两；经催一名，纳银八两；陶砖增垒，称雄壁焉”。

康熙二年（1663），奉新城墙又倒了，“知县黄虞再详请修砌，总督张朝璘捐银五百两、米二百石，巡抚董卫国捐银四百两、米二百石，邑绅民捐助有差，凡七阅月始竣。”黄虞再是一位十分讲究风水的知县，他在原老东门宾阳门的废基上建了一座文昌阁来挡阻挡东南风，并亲自撰写了一篇《老东门记》。

此后城墙凡有坍塌，即由全县12乡民分任修砌。在康熙十三年（1674）的“三藩之乱”中，大股强盗从新昌蜂涌而至，攻打奉新县城，知县董宏毅、把总胡来朝、武举王显光等率军抵抗，奉新县城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在周边县城全部沦陷的情形下，奉新县城却“安堵如故”，使奉新县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全。

康熙三十八年（1699），“邑人洪奉铭等呈控，列宪批饬：城垣倒坏，印官捐修，竖立碑石”。雍正四年（1726），“知县王藩捐修三十余丈，知县童希睿捐修四十余丈”。雍正十年（1732），奉新城墙倒十丈，东门城台城楼都塌了。知县赵知希向上宪请求由自己捐修。从雍正十二年（1734）到乾隆元年（1736），他每年都从俸禄中捐出344两白银专门用于维修城墙，“其外城高一丈六尺，内城高一丈，东门至北门长一百二十九丈，北门至西门长二百六十二丈五尺，西门至水门长一百丈五尺，水门至南门长一百三十丈，南门至东门长二百六十丈五尺，共计八百八十二丈五尺”。他在任9年，仅修城墙一项3年捐俸达1032两，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知县。

乾隆二十七年（1762），县城城墙上的垛口眼看就要倒塌。进城乡（今罗市镇）的职贡严遇洪“慨然捐银二千一百六十余两，不藉众力，不累有司，而巍然翼然者改其观”。县府将其事迹上奏朝廷，吏部授予其州同的职务。当公文到县时，严遇洪却说：“急公报效，臣子之常，岂沾沾以此弋名耶？且堂上白发皤然，而仲兄鉴堂作牧西秦，日久不获迎养，吾又安可舍晨夕之侍膳而贲然远适也？”他竟然以侍亲为由放弃了这次做官的机会。

此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知县邹山立劝捐重修各城门楼，于是“各乡捐修南城垣八十余丈，东门城楼廖崇道裔捐赀重修；西门城楼，徐树榕捐赀重修；北门城楼，甘养拙裔、赵寿卿裔捐赀合修；南门城楼，邓仁孙裔捐赀征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湖北有警，城垣坍塌甚多，知县吴宪文与在城绅富谋为防守，计共捐钱二千串有奇，一律修葺。咸丰间，两次被寇，城垣复多损坏，门楼益均折毁。同治三年，知县保龄择坏甚者捐廉葺之，东南北三城楼仍归原修后裔重修。七年，署县事徐廷琛劝谕法城乡职员刘锦章捐钱三百串修补完固。”

光绪年间，城墙时坏时修。民国年间，火炮、炸药盛行之后，修筑城墙已无实际意义，原有城墙日渐圮坏，仅剩残垣断壁。新中国成立后，南面城墙尚存残址。2001年，县委县政府为改造旧城面貌，增强防洪能力，将原城墙残址全部拆除，今已被高耸的防洪墙和美丽的沿河北路所取代，矗立了1170多年的奉新城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永远地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奉新县史上一段漫长而辉煌的历史。

注：内容涉及到文言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