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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河专栏】过往岁月里,奉新有这样一位小学女教师,十八年来久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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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媛于 2020/09/04 09:05:50 发布
IP属地:未知
来源:微信公众号
作者:奉新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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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河专栏】过往岁月里,奉新有这样一位小学女教师,十八年来久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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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岁月里,奉新有这样一位小学女教师
每个人的一生中,大都能遇上一个或者几个印象深刻甚至堪称恩师的老师,最近我撰写了几篇专文献给我的几位恩师,期望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共同感恩千千万万为教书育人倾情奉献的人类工程师。
首先要写的,是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她的名字叫罗来安。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念书,整个小学都是在奉新甘坊小镇上读完的。罗来安老师从二年级开始担任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课,一直教到我小学毕业。
二年级之前,我淘气极了,一天到晚只知道玩玩玩,全然不知学习为何物?我长大成人后,脑海中关于小学一年级的回忆,连一个细胞都找不到。一直到退休前夕,为了在电脑上写文章,才奋战几天,将小学启蒙时缺失的汉语拼音知识恶补了回来。而自从罗老师走进二年级教室后,我眼前的世界就灿然一新。她教识的每一个字,朗读的每一篇课文,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乃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很快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到二年级下学期,竟被选为学习委员了。
与许许多多那个年代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一样,罗老师非常敬业,她身体不好,即便在生病卧床期间,也要把我和班长叫到她那间弥漫着中药味的卧室,她靠在床头细细叮咛我俩在她不能去上课的时候,如何搞好班上的课堂纪律,如何带领大家温习以前上过的功课,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她,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幅难忘的画面。
读四年级时,甘坊青云塔下正在修一座公路大桥,罗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歌颂修桥工人的文章。记得我的作文里有这样几句描写:“天气热得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燃,工人叔叔的汗水滴呀滴呀,洒落在日见长高的桥墩上,在我眼里便变成了一行行诗歌”。罗老师对这几句话特别欣赏,拿到到班上作为范文朗诵,赞扬我有丰富的想象力,号召同学们写作文都要像我一样善于想象。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自己有那么一点想象能力,以后每写一篇作文,我就会尽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
那时候,学校每隔不久就有一个“百字听写”的活动,如果一百个字都写对了,就能得到一支铅笔或一个作业本的奖励,我基本上每次都能获奖。有一次在百字听写时,罗老师报了“大蒜”两个字,我却被大蒜的“大”字难住了,不知是因为我的汉语拼音知识太糟糕,还是把“大蒜”念成“太蒜”的客家口音在作祟,我竟拿不准到底是“大”还是“太”,为了保险起见。我就在“大”字下面轻轻地加了一点,看上去模模糊糊,似有似无。我这样揣摩:如果“大”是对的,老师批改时,很可能会以为那一点不是我写的,而是无意中被铅笔笔尖碰了一下;如果“太”是对的,那加上去的一点就帮我的大忙了。这件事的结局是我不但没得到奖励,小伎俩反而被罗老师一眼戳穿,她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批评了一顿,从此以后,我在学习中再也不敢投机取巧了。
一天中午,罗老师又把我叫去,我问她有什么事?他说讲个故事给我听:她小时候为躲日本鬼子,跟着一群人逃难,走到半路,大家饿得一步都走不动了。这时候有个人拿出一个小布袋,分给了身旁的难友们一小撮炒熟了的黄豆,有了这点黄豆充饥,大家身上才有力气爬进了半山腰上的石洞里,躲过了一劫。可是因为数量有限,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分到黄豆,有一个没分到的中年妇女子就饿得倒在路边,结果被追上来的日本鬼子糟蹋了。我正纳闷罗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给我听,她却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那时还有一大碗煮熟了的黄豆,又可以救多少人?听了她的提问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朵根上。因为那天我家炖了一鼎罐猪头肉焖黄豆,吃早饭时,我生怕不够吃,拿了一只大海碗,只添了小半碗饭,却盛了满满一碗黄豆炖肉。妈妈叫我吃不了就别盛那么多,我说吃得了。妈妈生气地说,要是你今天吃不完就等着挨“牛梢子”吧!(“牛梢子”:客家人用来对付淘气孩子只伤皮肉不伤骨的竹梢子。)我底气十足地回答:“好!”不料只吃了一半,肚子就撑得滚圆,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我怕被妈妈知道了要挨“牛梢子”,便悄悄地把大半碗黄豆倒在厕所里的茅缸里了。不用说是妈妈上厕所时,发现了遗落在茅坑板上的黄豆,便向罗老师告状了。尽管罗老师没有正面批评我一句,但我已羞愧难当了,下午便戴着斗笠,冒着大雨到学校后面的稻田里,拾了满满一背篓田螺给家里养的鸡吃,以示向妈妈认错。
在“十年浩劫”中,罗老师也遭受了批斗,吃尽了苦头。有一次她遇见了我,见周围没有人,便悄声对我说:“小宝啊(我的乳名),你要相信老师,我虽然有很多错误,但是怎么也不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啊!”那时我才十多岁,不具备认知社会的能力,我没摇头,也没点头,只是惶惶然地望着她。殊不知这两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党和祖国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她害怕一个好老师的形象会在学生心目中轰然坍塌。多年来回想起此事,我就觉得一生都欠老师一个深深的点头。
“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给罗老师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她重新拿起了心爱的教鞭。几年后她光荣退休了,来到了县城与在国税局工作的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平时我与她见面不多,但每年的大年初一,是一定要去向她拜年的,每次去拜年时,她脸上绽开的笑容会让人觉得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光。
我的大女儿在县城读小学时,也经常会到罗老师家里去与她的孙辈们一起做作业,罗老师总是非常细心地辅导。我的大女儿至今还记得一件趣事:那时候电视剧《红楼梦》红遍全国,罗老师辅导完,会让他们继续做作业,自己则关上房门在里屋看《红楼梦》,这帮顽皮的孩子有时会挤在门前从门缝里偷看,罗老师明明知道了也不点破;但是如果他们偷看其它的电视节目,就会很严厉地将他们赶回去做作业。
在此期间,她的爱女刘国雄在骑车去岗前中学上班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所幸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不幸没有击倒她,经历了极度悲伤后,她坦然地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心态平和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祥和晚年。
罗老师退休后,酷爱阅读文学作品,我就利用在县文化馆工作的便利,经常给她送去一些《十月》、《当代》、《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每次接到我送去的书刊,她都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对我说:“你又给我送‘粮食‘’来了,我可以吃好些日子呢”!
那时候,我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小有成绩,她要我每发表一篇作品都送一份给她,每次读到我的作品,她都异常兴奋,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读小学时我就知道你有文学天赋!”
2002年初春的一天,我正在整理准备送去给罗老师看的文学期刊时,却惊悉她突发急病去世的噩耗!赶到殡仪馆见了老师最后一面,躺在灵柩里的她,面容十分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仿佛随时都会醒来重执教鞭。
罗老师驾鹤西去已经18年了,每每想起她,就会看见她严厉而又慈祥地站在我面前,我终于明白,她依然一直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