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谷院是明洪武年间在同安乡（今赤岸镇沿里村）十七都创建的一座佛教禅院。同治版《奉新县志》卷4寺观第70页载：“幽谷院在同安乡，明洪武间创。”我们仅知幽谷院位于同安乡十七都（今华林村）境内，但具体准确位置已无从查考。碑记开篇说：

“新吴迤南，为楚粤关道，山环人稀，舟楫之所不通往来者，率劳悴于贩负，每朱夏酷日，势如焚林，徒旅暴行途中，津竭于内，热灼于外，一身如大火聚。此时无水以润之，樾荫以息之，岂惟人受煎熬，而身中暍横夭者亦有矣。” 

文章说的是奉新通往高安的古驿道：从县城出发，经枥榔铺、峦冈铺，过此铺即是高安的米岭。闵钺称此路是“楚粤关道”，说此地是湖北通往广东的必经之地，可见古代此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这里“山环人稀，舟楫之所不通往来者”，行旅贩负只能“徒旅暴行途中”，每当“朱夏酷日，势如焚林”，“津竭于内，热灼于外，一身如大火聚”，这个时候如果“无水以润之，樾荫以息之”，人们酷热难当是可以想像的，有的人竟因此而“身中暍横夭”。

胡达可见此情景，心中不忍，忧形于色，就与路旁幽谷院的方丈全禅师商量对策，全禅师说：“居士之忧，亦余之忧也。”二人商定由胡达可出钱，由幽谷院僧人出力，先在路旁搭建了一个茅棚，在茅棚中设置了凳子，由僧人负责烧茶，供过往商旅免费取用，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和赞赏，就这样过了好多年。

茶棚解了燃眉之急，但终非长久之计。胡达可又捐资购买了幽谷院左边的田租，请来了泥木工师傅，在原地兴建了一座可容纳数十人乘凉饮茶的坚固美观的凉亭。闵钺碑记原文是这样说的：

“爰购田寺左，鸠工垒土，构亭于上，囗周飞层，朱髹甃石，阔若干尺，深若干尺，四徽侠之以砖，亭中列凳，可坐数十人，亭之南北路皆培塍墁石，各数十余丈，而施茶如故。”

不仅建亭施茶，还将茶亭南北两头的道路铺上了石板。如此还不够，胡达可想的更为周到和久远，他说：“吾在吾任之，吾后谁任之？”他想到将来就是自己不在了，这项善举仍然在延续下去，于是“复慨然捐金，购近寺之田不硗而常获者三十石，契约悉付幽谷常住”。他和全禅师将来都会不在，但幽谷院的常住僧人总会有的，他将购买30石田租的契约全部交给常住僧人，希望他们能代替自己延续此项善举，并且交待说：“每年完纳税粮之羡可贮为买茶之用，今而后吾忧其庶几释焉。”

我们知道为路人建亭施茶也算不上什么丰功传绩，我们知道常住僧人将胡达可的善念传承的时间也必然有限，但胡达可乐善好施的意义远不止为路人解渴救暍，倘能由此而影响世人，正可谓善莫大焉。闵钺在文末对胡达可高度评价说：

“嗟乎！胡君乡党自好之士，能以人之渴为己渴，复为经画久远而不倦不吝也如此，虽在一隅一事，而以推之天下，使人人如胡君，则世界出烈炽而沃清凉，其福岂有量哉！”

闵钺的评价是就其善行义举的影响来说的，这正如当代韦唯《爱的奉献》歌词中所唱的：“假如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充成美好的人间！”古人倡导善行义举，难道今人就不需要倡导善行义举么？

最近有幸读到《华林胡氏族谱》，其卷1收有一篇《胡隐庵公传》，传中有云：

“乡之幽谷，为高、奉二邑之通衢，前后十里无旅店。当盛夏肩摩者暴行烈日中，焦肤灼体，如火焚原。公见而悯之，立亭以息其身，设茶以解其渴。亭之左右，更砌石路各六十余丈。又虑其不可以久也，为置附近腴租四十石付寺僧，作长久烹茶、修理之费。”

传记中对于胡达可“好施乐与、热情助人”的思想基础也作了深刻揭示：“公之爱人利物趋若嗜欲者，未易悉数，大约一以光辅（胡仲尧字）为师。自光辅而后，同姓之慕效者，代有其人，而公尤其最著矣。故人皆为公信之。曰：‘公真今日之光辅也。甘竹之盛，其将继美于华林乎？’”

《胡隐庵公传》与闵钺撰写的《幽谷茶亭碑记》写的同是幽谷院建亭施茶一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本文言之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