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出现在我微信朋友圈里的这条信息虽然未经证实，依然令我兴奋。

朱耷，何许人啊！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的其中一位；朱元璋第十代孙，清初画坛“四僧”之一，笔墨写意划时代大师，开创一代画风，影响后世300多年至今，他的画作在当今拍卖市场炙手可热，最高已拍至一亿多元人民币。连现代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都曾在日记中这样表达过对八大山人的崇敬之情：恨不生三百年前，为他磨墨理纸！

更令我联想不已的是，早在1955年奉新罗塘奉贤寺就发现过八大山人唯一的肖像“个山小像”。八大山人曾在耕香寺为僧多年，出土他的印章，不是没有可能。而清朝康熙年间以前，中国古代知名书画家，没有一位留存下来了印章实物，若八大山人印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委实可喜！

缘分往往不期而至。几天后，书画好友高小京邀我到奉新工业园区他的厂子里去作客，席间他说前几天去了耕香寺栽菊花，我想起朋友圈里的那条微信，不禁问及印章的事，没想到那印章竟然就是他发现的，并且告诉我，三方石章带回家后，有关人员拿去请专家作鉴定了。

我有点惊讶，以我对国家文物法令的认知，只要是出土文物，理应上交给政府文物管理部门，于是我建议他尽快将印章收回，并向文物管理部门报备。

5月15日上午，县文管所许所长邀我同往赤田高岗村考察清代六角碾亭，驱车行至县城工业开发区时，我触景生情，蓦然想起了小京拾得印章之事，又顺口一问许所长是否知道此事？他说没有听说啊，于是我把高小京先生拾得印章的详细过程告诉了他。

当天晚上，许所长给我来电话，说他已向省里有关专家反映，专家分析，其中两枚印章极有可能是八大山人的用章。他要我立即联系高小京，小京先生当即赶到了文管所，并欣然同意将印章上交。

5月17日小京先生来电话，说印章已取回，将在文管所办理交接手续，他要我陪他一块去，我说行啊。

在沿河路的一个小茶室里，我有幸见到了这三方印章，当我接过其中一枚，用手抚摸着那温润柔滑的章体时，我似乎感受到八大山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触摸到了一个高傲而孤独的灵魂，那一刻，我有一种想跪下来的冲动…

文管所里，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人员陆续到场。

是夜，印章顺利交接。

尤为可贵的是，文物管理部门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耕香寺遗址新重建大殿旁出土石章的废土堆封闭，又组织人员对现場进行了几天的清理。

6月15日，曝出惊喜：清理工作人员中，一位名叫万银菊的大姐在土堆中又发现“豫章西靖道人”瓦钮铜方印一枚。

 （“豫章西靖道人”瓦钮铜方印）

随后，经江西省文化厅向国家文物局申请，要求委派有关专家对八大山人印章进行鉴定。8月23日至25日，国家文物局派出三位权威专家至奉新县对该批印章进行了鉴定。

其后，专家的有关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

经权威专家鉴定：“雪衲”与“传綮”两枚印章为八大山人用印；经县文物部门积极申报，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与这两枚同时出土的刘元键五面印和再次清理时出土的“豫章西靖道人”瓦钮铜方印系八大山人用印的重要旁证。

至此，尘埃落定，圆满收官。

有朋友问我，这么有意思的事件，怎么四年后才把它写出来？我解释：因为在当地官方机构的正式发布以前，我个人不具备率先报道的资质。直至最近我见到了一本奉新县文广新旅局编印的奉新文旅系列丛书《古县寻踪—从文物看奉新》，发现里面有一篇文章：《八大山人用印发现过程及鉴定》，这才觉得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其实，这不并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见证这一重大发现，三生有幸！更重要的是八大山人印章的发现，是奉新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推动奉新的旅游文化事业意义甚大；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史上，八大山人的名字将永远与奉新这块美丽的土地紧紧相连。

（本文解释权归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