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松生生前居住地：罗坊街上的“司马第”）

在奉新罗市镇现代历史中，有一位年青人像苍穹中闪烁的星星，让人们注目仰视，他就是早期共产党人严松生。

严松生，又名严成恩，生于1899年6月4日，奉新县罗坊（今罗市）人。他从小居住在罗坊镇上的“司马第”，曾读过几年私塾，当过学徒，成年后在罗坊的“永泰祥”当过刨烟丝的工人，也与一些当地的“玩友”从事过“打鼓吹笛”的民间乐队行当。

1931年5月，严松生由时任中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介绍与儿时的玩伴严壁如同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的罗坊、上富仅仅只有七名党员。早期加入党组织参与创建奉新第一个党支部的彭家伦曾指导过他们开展革命工作。

严松生加入党组织后，依据刨烟丝工人这个不显眼的身份背景，凭自己几年私塾学到的文化，经常为党组织抄写通知，传递秘密文件，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工作。据严松生生前讲述，有一次他单独到西塔去送情报，途经上富镇街上时，遇到国民党的兵抓壮丁，眼看不远处好几个年青人躲避不及被强扭抓走，他预感凶多吉少，马上窜进一家包子店拿起一条围裙往身上一套，又随手端起一笼包子躲闪进厨房……由于他个子小且反应快，成功地逃过一劫，也顺利把情报送到了西塔的党组织。  

（严松生老人素描画像）

1938年10月，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指示精神，县委相继派出一部分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保长，他们坚持以合法的身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控制国民党的基层政权。

这时，已担任罗坊区委书记的严松生奉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罗坊第4保充任保长。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兵、抗粮、抗债和反抗拉夫的斗争，并设法抚恤抗日军人家属，救济遭日军烧杀抢掠的难民。在摊派粮款时，他坚持要搞合理负担，并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由于他以公开的合法身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不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还充分地激发了罗坊镇各阶层人士抗战的热情。同时，严松生还在国民党人员中开展“交朋友”活动，获取各种情报，分化瓦解敌人，在自己的立足点上开展小规模斗争……

1939年6月，国民党政府掀起反共高潮，先后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处理方案》两个反共纲领，彻底暴露出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1940年9月前后，奉新一些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杀害，党组织的革命活动遭受严重威胁。当时，上富区的区委委员甘登元在敌人追捕中侥幸逃脱，并立即赶到罗坊与严松生接头，接着俩人结伴火速前往仰山东岭报告中心县委。县委书记赵隆朴面对急剧变化的险恶形势，果断采取措施，召集县委成员熊典钊、余家涛和区委负责人严松生、甘登元开会，布置退隐事宜。会议决定：将已经被叛徒出卖的党员即刻转移，各自分散遁潜；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暂时隐蔽下来，待机行动。于是，严松生他们几人准备先转移到赣西南山区寻找党组织，然后再到延安去。当他们行至宜春慈化时，恰遇特委组织部长罗安仁，他们详细地向罗部长汇报了奉新党组织遭受国民党特务破坏的情况和去延安的打算。罗听后立即指示他们：“为了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你们各回原籍，化整为零，准备继续战斗。”并发给了每人10元钱做路费。

（作者和陈林生老人、严松生的儿子严昌田（左一）、孙子严士胜（左三）以及严氏后人合影）

作为罗坊区区委书记的严松生，按照组织要求立即分散。他当时在奉新山区一带有不少的玩友(民间乐队)，便带上继子严维美在身边以此为掩护进入山区继续进行艰险的地下党工作，后来严维美也跟着他学会了打鼓吹笛，登台唱戏。（严松生在未加入党组织之前就与罗坊一赵姓女子结婚成家，但一直未能生育。1932年严松生的家族考虑他已三十多岁，身边又无儿女，经商议决定将时年8岁，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的家侄严维美过继严松生名下为子，从此父子相依为命）

1940年11月间，严松生在罗坊上街头的家中正准备行装到赣西南山区寻找党组织时，不幸被敌人的暗哨发现，并堵住了他家的大门，对其实施抓捕，他见状迅速从后门逃脱……接着，国民党党部下通缉令悬赏捉拿严松生。他深知自己在罗坊的危险，于是从仰山库前经靖安地界，一路奔波来到修水黄坳、石门楼等地，几经周折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追捕。但这一次脱险后，他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化名罗松生在当地从事教书工作。后来被当地一位老中医相中收他为徒，老中医精心地教他把脉诊病，抓药治疗，他也常常随老中医行诊周边乡村。严松生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加上自己对行医有浓厚的兴趣，两三年后便可独自坐诊看病。期间严松生也曾多次打听、寻找党组织的下落，但均无果……

1949年7月奉新全境解放。不久，严维美收到继父严松生从修水托人寄来的书信，才知道他在修水行医，也是通过这封家书才得知他原来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严维美十年未得到父亲的呵护，但得知继父的真实身份后，其怨恨顿时烟消云散，敬仰继父之情瞬间油然而生。于是，严维美隔日相约胞兄严赞美一同前往修水接严松生回到奉新罗坊。此时，严松生的原配妻子赵氏因多年没有他的音信已改嫁他人……

回家后的严松生，立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把罗松生改为严松生。不久，他经时任江西省宣传部长彭家伦的介绍，进入由当时艾青任校长的江西省八一革命大学学习。直到1950年6月学习结束，组织分配他去河南省一个地区做专员。由于他多年在外漂泊，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家乡工作，获组织同意后任罗坊街工商联主任。其间经人介绍与上富定兴女子阴恒英结婚，也未曾生育。严松生考虑日后夫妻生活照料不便，便将其妻弟之子严昌田过继为子一起生活。这时，继子严维美已结婚成家，在父亲严松生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当地的土改反霸运动，并担任农会干部……

1951年7月严松生接组织调令负责筹建奉新城镇小学（现奉新一小前身），任总务主任。在该校工作两年左右，在学校的一切事务正常运转后，他便向组织提出申请离校去做自己喜欢的中医，得到批准后，调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做医生。1954年5月因宜春地区人民医院组建中医科，他作为中医人才被选调为宜春人民医院中医科医生，至1956年5月又调回奉新县人民医院工作。同年7月，奉新县政府修建上甘牛（即上富、甘坊、牛头岭）公路。公路指挥部成立工地医疗队，他又主动申请到工地医疗队工作。待公路竣工通车后，他目睹地处山区的甘坊乡医疗条件非常落后，群众贫困，缺医少药，又主动要求留在甘坊公社卫生院工作直至退休。

（作者采访陈林生老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严松生因当年革命的档案遗失，加上找不到见证人的原困，被红卫兵诬陷为“叛党”分子，曾受到游行虐待。后来，下放干部黄召仁任甘坊卫生院院长时，对严松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启动外调措施，带上甘坊街大队团总支书记陈林生一同前往外地调查，结果在九江档案局查到当年“敌伪档案”中存有由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书记熊式辉签发的缉捕令：“异党分子严松生缉捕后潜逃……火速缉拿归案。” 同时，根据严松生提供的线索，在樟树税务部门找到曾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甘某，证实严松生没有叛党。由此得出结论，严松生不是叛党投敌，而是按当时组织决定隐蔽潜伏下来继续坚持斗争，后又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离到修水境内隐姓埋名，造成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解放后，他回到奉新工作，考虑自己原中共党员的身份因档案遗失以及同期见证人难找的原因，便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接转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组织部长曾山当即亲笔回信：“严松生同志，你反映的情况中央已备案，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调查研究后解决，等待通知。”但问题却一直未得到处理。这封信的原件，在文革期间因他的儿子严昌田被打成反革命，恐给家人带来无辜的伤害，遂将其信件及有关证物一并销毁。

1976年元月8日，严松生因身体患疾要离开甘坊，严维美的儿子严士胜和继子严昌田一同乘车去接他回罗坊老家。当走到甘坊医院门口，只见当地群众近百人依依不舍地来相送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严松生老人。他们纷纷对严松生的后辈讲述着严松生在甘坊行医十几年，不分日夜巡诊乡间，救死扶伤，为患者垫钱抓药等许多动人事迹……

那天，天空下着绵绵细雨，被亲人搀扶站立在寒风中的严松生看上去鬓发染霜，精神萎靡。这位曾为革命出生入死、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没有丝毫的畏惧、胆怯、动摇和退缩，只有坚持和信仰支撑着他昂首前行。解放后，他仍不忘初心，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居功自傲，始终秉承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但此刻与群众深情话别时，他却含泪哽咽，喃喃诉说:“感谢大家冒雨来送我，此时离别，今生难回啊！”一句如此伤感的话语，让在场的人几乎都泪流满面……

1976年2月25日23时，这位奉新早期曾担任罗坊区区委书记的共产党人严松生，走完了他让后人深切缅怀、无比传奇的一生，终年七十八岁。按他临终遗言，在棺木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低垂哀婉的悲乐声中，奉新县卫生局药政股股长邝尤经参加并主持了在罗坊召开的严松生同志的追悼会……

（该文章第一稿在“奉新信息网”发表后，引起众多关注，后又经采访严松生的家人及同事陈林生医生，补充了大量的史实重新整理而成。其文章部分记述来自1990年版《奉新人民革命史》，特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