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蒸风清四野

樊明芳

宋家蒸(1829-1892)，字云浦，一字筠圃，宋传薪幼子，奉新北乡(今宋埠镇)人。从小就懂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道理，人们都赞扬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从三岁开始，就跟着赠公放学习，每天都要背诵汉、魏时期的诗歌。他家境贫穷，父亲又死得早，经济上没有来源，生活上没有着落，他年轻时就开始教授生徒，靠微薄的收入赡养母亲。尽管很穷，但不义之财一介不取，很有骨气。

在读书治学上，他兴趣很广，秉承开卷有益的宗旨，他什么书都读，知识面十分广博，但特别擅长的还是作诗。咸丰九年(1859)，参加全省己未恩科乡试，中了第28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登恩科翁增源榜进士第，列3甲第36名。他跟同时中举、登进士第的同乡许振祎相友善，互相引以为生平第一知己。他志向高远，曾经跟许振祎谈论做官治国之道，认为要治国一定要先从治家开始，与吏共事，要用吏而不为吏所用，每天都要与百姓见面，才是真正的关注民生。这些观点都受到了好友许振祎的大加赞赏。

同治三年(1864)，宋家蒸被分发到四川任知县，因母亲年老体弱，路途遥远，回家看望一次十分不便，他请求改派到近一点的地方任职，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改任徽州歙县知县。

宋家蒸刚刚到任，因路上感了风寒，他病倒了，正在延医调治，突然接到衙役报告：驻防在本县的湘军因为几个月未发军饷，正在县衙闹事。询问之后，才知道近年因为清军与太平军战事频仍，官贪吏虐，百姓深受其害，流离失所，田园大多荒芜，县衙所收到的赋税不多，才导致欠饷。询问全省各地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经请示徽州府衙，也只是让他自己想办法。初来咋到，人地生疏，怎样办？他毅然决定回乡借款，起草了契约，自己亲自担保，很快得到了乡亲们大力支持，结果闹事的湘军“数日遣散，定乱俄顷，市肆晏然”。

歙县的这一次闹饷事件虽然不大，且很快就平息了，但给宋家蒸堪称当头一棒：本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残酷现实让他的理想破灭了，一次小小的闹饷事件就差点让他焦头烂额，他深深地感觉到力不从心。不久，因为母亲去世，他回家丁忧守孝。守孝期满后，本当要回到吏部重新安排的，但他却无意复出，赋闲在家，优游林下整整十年。宋家蒸这么优秀的人才却不出来为国效力，作为同乡同年好友的许振祎觉得十分可惜，经多次开导，宋家蒸才答应重新出山。

光绪三年(1877)，宋家蒸被分发四川，他由九江逆江而上，经武昌、宜昌过三峡，作《舟中绝句》(选三)云：

石气飞空绿映眉，春波清浅漾涟漪。长江山色连云起，便自夷陵入峡时。

轻舟渐近黄牛峡，浅水才过白马滩。遥指高峰矗天际，尚留积雪在云端。

晚风吹雾散江隈，云际峰峦黯未开。翠缕霏空襟欲湿，一枝柔橹破烟来。

他经过奉节县后继续沿江西进，在万县冷水滩时，他又写下了《发万县泊冷水滩》诗云：

山色空濛中，雾深不可见。轻波散如缬，细雨霏若线。帆褪风力柔，江冷诗骨健。感物惊客怀，樯头见新燕。

他来到鬼城丰都境内，他想起了明朝乡贤周鉴曾在此任九年知县，倍感亲切，有感而发，又写下了《过丰都山下》诗云：

崒嵂大江滨，苍然万木春。青添新岸水，翠落旧城闉。诞俗谁原鬼，幽栖合有神。乡贤遗爱地，未及荐蘩萍。

他本想下船前往瞻仰，但由于时间紧迫，他只能过而遥瞻。初抵重庆，他见到著名的朝天门，感慨万千，诗兴大发，作《抵重庆》一诗云：

天生巨石作金城，烟火楼台十里横。守国从来资议险，人和地利试权衡。

作者既描述了古城重庆的地理特征和繁华景象，论及守国或守城，必须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三者缺一不可。虽是一介书生，却具将帅慧眼。在彭山县的江口镇，宋家蒸在此住了一晚，写下了《次江口》诗云：

休教春去太骎骎，麦雨初过日又阴。香橘已开千点雪，熟梅渐见数丸金。满山布谷新禽语，万里将雏老鹤心。此去成都知不远，那堪白发上华簪。

宋家蒸终于抵达成都报到，被上官任命为四川营山知县。刚刚到任，营山县因从四月至六月连续三月滴雨未下，稻田禾苗干枯，眼看饥荒将临。宋家蒸当即捐出自带的白银一千两赈灾，并开仓平价卖粮，遍设粥棚施粥，赈济饥民。他自奉简朴，粗食布衣，家人有食肉者，便以天灾民困之理严加斥责。为了缓解旱情，他持斋百日，他亲自到百里之外的孔雀洞祷雨。有《之孔雀洞祷雨经太篷山留宿》诗记云：

深藏古刹白云封，起摘晨星击梵钟。怪底万山齐俯首，始知身在最高峰。

百姓凡有冤屈诉讼，他都亲自断决。他说：“民呼我为父母，我呼民为赤子，何等亲切！”为民上者，对民间案件如果只听家丁吏役之言，往往会颠倒是非，“其弊端甚大，其为害于民甚烈，是父子恩义为左右隔绝矣，吾不忍也”。因此他每日坐大堂，遇有喊冤的，便立即审讯。审问时，门丁吏役只能拱手退听，百姓不费一钱，敲诈勒索之徒不能逞其伎俩，百姓皆以“廉勤爱民”赞之。他凭着一颗对百姓的仁爱之心，大行仁义之政，很快就受到了远近百姓爱戴和讴歌。

相邻的夹江县百姓听说后，都翘首企盼着说：“安得借公一年，以解吾困哉？”这话很快被上宪知道了，上宪就委派他到夹江任知县。

光绪六年(1880)，宋家蒸“敝车羸马，行李一肩”到夹江县上任。刚刚到任，他就去慰问生病和贫苦的百姓，看望年老衰弱的长者，然后抓住治理县邑的首要任务，“害于人者，虽微必去；利于人者，虽小必行”。他整天坐堂接待百姓，凡有控诉，“察其非诬，飞一签，命一役，立为具结，耳听手批，案无留牍，而两造不费百钱，以是旧案尘封，不阅月而清厘尽矣”。可见宋家蒸不仅清廉勤慎，而且办事效率极高。

夹江县的西部都是高山密林，近年来发生了多起老虎吃人的惨案，行人不敢经过，居民不敢出门。有人告到县衙，知县宋家蒸在山中各处贴出告示，把老虎吃人的事件归咎于自己的过错，并在告示中与老虎约定，“如逾期不去，定募猎户杀无赦”。当时大家都认为知县迂腐，老虎怎么会听你的呢？也不知他到底用了什么法术，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老虎伤人事件。夹江县人撰写的《云浦公夹江县去思碑文》中评论说：

“夫至暴莫如虎，何畏公一纸书即俯首帖耳去？则知潮州之鳄南徙于海，宏农之虎俾自渡河，善政所感，今岂异于古耶？倘有沐公德化，犹腼然不悛者，会蠢然之虎不若矣。”

夹江百姓认为，老虎是为知县的“善政所感”，与唐代韩愈知潮州时鳄南徙于海、汉代刘昆守宏农时虎自渡黄河是同样的原因。

夹江县的田亩每年都要依靠陂堰蓄水以资灌溉，如果有人从干渠分流，那么立即就会发生旱灾。夹江南部的椒子六堰一向能够灌田2000多顷，后来因为有人兴建了两座水碾谋利，从干渠分流了部分水源，导致下游经常发生旱灾，成为六堰的最大弊病。从前的历任知县虽然也曾亲自勘察，但因水道千头万绪，又经碾户多方蒙混，总是不了了之。宋家蒸到任之后，整天在陇亩之间反复调查，寻源别流，洞悉其弊之后，终不为碾户的花言巧语所动，立即命令拆除了两座水碾，终于根除了几十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夹江县衙从前设立过一种义券（奖票），用以筹集资金，补助每年县衙因公开支的缺额，每年都要增加百姓的负担。宋家蒸认为，这种做法对贫穷的百姓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立即下令革除县衙不必要的开支，并且仿照铜梁、南川、向章等地的做法，让有能力新买田产的人每10两白银交纳100钱的费用，买田产的人乐于交纳而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被称赞为真正的“以人为本”。

宋家蒸认为对百姓有利的事情都尽力兴办了，对百姓有害的事情最严重的莫如赌博。百姓一个人是不会赌博的，一定会有一个设局聚赌之人想方设法引诱良家子弟参加，设局者则从中抽头牟利。国家向来就有法律严禁，对参与者要处罚，对设局聚赌者处罚尤重。法律是有的，但执法者则时宽时严，有时干脆熟视无睹，有的人甚至充当保护伞，从中渔利。宋家蒸除了在县城张贴告示禁止外，还在各乡刻碑禁止，那些以此为业的人从此再也不敢做这事了。

自太平天国运动暴发之后，夹江县的贫穷的百姓苦于官府的征输，每年都有零星积欠，有的人因为交不出赋税被官府杖击至死，而所欠赋税仍在。宋家蒸到任后，将这些贫穷百姓交不出的赋税全部免除。《云浦公夹江县去思碑文》中说他平日里做人做事“平衡不缪于锱铢，嘉量罔欺于圭撮”，说的是他待人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县衙每年有火耗银200余两，按贯例都是用来补助知县薪水不足的专款，宋家蒸一毫不取，全部捐作了义券。

宋家蒸任夹江知县仅一年，在任兴利除弊，有些事是不便于向上宪请求的，但他从不考虑这些，上宪深知他的为人，但凡是他请求的事情，无不大力支持，所以夹江这一年的各项事情都十分顺利，达到了“夜无犬吠，民乐鸠安”的良好局面。原说是“借公一年”的，期满之时，宋家蒸调任蓬溪知县之际，夹江百姓为之立《云浦公夹江县去思碑》，这是夹江百姓对一位好知县的最高评价。

光绪六年(1880)，宋家蒸正式调任蓬溪知县，蓬溪百姓早就听闻了他在夹江县的事迹，莅任之日，同样受到蓬溪百姓的夹道欢迎。他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处理政务之余，他深入田间地头，走遍蓬溪山水。蓬溪县宝梵镇长海村冬笋沟有古迹教孝台，宋家蒸瞻仰之后，写下了《孟宗故里行》一诗，诗云：

教孝台边竹几竿，至情感格古称难。树风永抱孤儿痛，冬笋盈盈不忍餐。

据乾隆版《蓬溪县志》载：“五代后蜀广政元年(938)，孝子程崇雅，字孟宗，母疾笃，冬月思笋，孟宗无计可得，乃往林中抱竹而泣。须地裂，出笋数茎，持归奉母，食毕疾愈。世传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是也。广政二十年(957)十二月，为表彰程孟宗建教义台。”清朝乾隆年间，潼川知府张松孙更名为教孝台。宋家蒸在赞扬孟宗感天动地的孝义时，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战乱造成无数孤儿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无限悲痛。此后，宋家蒸还暂署过盐亭知县，《蓬溪县志》将其列入名宦传。

光绪十四年(1888)，宋家蒸改任峨眉知县。他到任后，立即深入民间明察暗访，了解百姓的疾苦和诉求，采取了制订讼规、整修街道、防治疫病、设置义冢、惩贪倡廉、严明法纪、除暴安良等一系列的措施，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光绪十五年(1889)，峨眉大治的消息传开，洪雅县百姓向上宪请愿，也提出了“借用一年”的请求，上宪无奈，只得允其所请。宋家蒸署理洪雅知县时间虽短，但他区分轻重缓急，处理了历年积存下来的几项疑难案件，洪雅百姓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光绪十六年(1890)，宋家蒸回任峨眉知县后，他“日坐公堂听讼，详细推勘，务得其情，所断大狱数十，更仆难数”。他对于事关风俗伦常之事特别重视，对于盗贼以及恶霸惩治极严。他作风简朴，下乡走访只带一老役跟随，自带蔬食，从不惊扰百姓。他带头捐资赈灾，修安置所，抚恤孤寡老幼。他革除陋规，在减免讼费、财税等地方收入上，禁止向上浮夸虚报，禁止增加百姓负担。他首倡创置学田，收入用于学校运转和减免贫困生开支。

峨眉县有峨眉山，乃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系普贤菩萨道场。宋家蒸曾因公至山一游，有《因公到峨眉山登绝顶而归二首》诗云：

山头六月冷于秋，坐守红炉对酒瓯。为玩云光步岩际，寒风吹透木棉裘。

奇景欣来指顾间，侵晨雨霁敞禅关。远峰忽涌金银气，初日瞳瞳射雪山。

光绪十八年(1892)夏秋之际，淫雨匝月，西南大山一带包谷、杂粮收成不及三成，导致粮食价格倍涨，哀鸿遍野。宋家蒸捐四百金首倡，号召乡绅量力乐捐，汇成巨资，安排人员前往龙池、龙门、大为等地查明情况，根据实际进行赈灾，救活灾民无数。同年冬，宋家蒸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享年64岁。

宋家蒸入川之后，因其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先后担任过营山、夹江、蓬溪、盐亭、洪雅、峨眉共6个县的知县，历任各县都请求将他的事迹作为崇祀本县名宦存案，四川总督丁宝桢亲自为他书写了“风清四野”四字，并在交通要道旁树立了碑石来表彰他的事迹。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峨眉百姓为铭记宋家蒸恩德，特于峨眉河畔北门桥旁为立《宋公德政碑》，该碑历120余年之后，迄今仍在，2013年被乐山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乐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河河道总督、广东巡抚许振祎是宋家蒸的同乡同年，对他的履历、能力和事迹了如指掌。宋家蒸逝世后，许振祎为撰《云浦公传》，其中有云：

“或前印未交，后檄旋至；或已檄他县，旋又他调。如堰工、开矿、盐务、改章重大事，他人不能了者，悉以委之，无不烛照犀剖，悉臻妥善，故上峰特倚重焉。所治之县无不弊绝风清，如革陋规，定讼费，设三费，兴教化，隆祀典，恤嫠育婴，创牛痘，修道路，兴学田诸善政，次第施行。日坐公堂听讼，详细推勘，务得其情，所断大狱数十，更仆难数。或邻县大案，或数十年巨案，悉委君听断，立予剖决。或邻县民冒本县民来论署中，家丁只二三人，供呼唤而已，一清如水，从无扰民之事，以故所至民皆爱戴。”

许振祎对宋家蒸的为人、为官、为诗都十分了解，特别是他的诗歌“格调高古，天趣横生”，素为人称道。著有《述闻斋诗集 》17卷、《谱杏轩词草 》4卷等传世。许振祎在《云浦公传》中对他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世之居官者大率广姬侍，侈玩好，谓为乐事，而君居官较居家则苦甚。君日坐堂，食不暇饱，寝不遑安，处几无片刻之安。且君以贫士起家，终身劳苦，何其自励之甚也，然起视其民，则安乐甚矣。又君诗格高古，机趣横生，与君天怀坦荡，有同契焉。是君刻苦者，其心力舒适者，其神明也，况乎民不能忘峨嵋，佥传君为城隍，各县均请立案，俟年例符合入祀名宦祠，俎豆馨香之报，宁有涯耶！予尝以‘循吏诗翁’四字题君小像，颇自诩为知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