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良枢为政著贤声

余良枢(1535-1604)，字士中，号袭溪，奉新县从善乡堨溪(今干洲镇溪畔村)人。父余茂，字时育，号茏溪，累官至长沙府通判；母魏氏，生良桢、良仕、良枢三子。据1996年重修《堨溪余氏族谱》第一卷·墓表墓志铭第235页收录南昌刘日灵撰《袭溪公墓志铭》载：

“公生而颖敏，善读书，弱冠通经术，工属文，族兄梅冈者每见公文而奇之，谓赠驾部公曰：‘是子利如锥，必非久处囊中者也。’会伯兄良桢与梅冈同举于乡，而公亦用弟子员为督学苍溪王公高等矣。”

上文中的族兄梅冈指余良翰，号梅冈，他与余良枢的长兄余良桢同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领乡荐，同年余良枢也被补为博士弟子员(秀才)，且被江西省督学苍溪王公拔为高等。当族兄余良翰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高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之后，余良枢和长兄余良桢也于隆庆五年(1571)同登张元汴榜进士第，一门双第，一时传为美谈。兄长良桢授浙江海宁知县，他被授河南信阳知州。

余良枢上任之后，下车问俗，与民更始，革故鼎新。他首先放宽了对原属军籍百姓的限制，免除了23人无辜充军戍边的兵役，然后又改革了原先用纳囚米代服兵役的惯例，每年为原属军籍的贫苦百姓减省了70余两白银的负担。

信阳有黄金珠、杨从洧两位手眼通天的人，他们犯了私刻印条的罪行之后，却能够凭借着有钱和人情关系，依然逍遥法外，百姓多敢怒不敢言。余良枢调阅案卷，掌握真实案情之后，下令将二人依法惩处，整个信阳都为之震恐，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信阳卫的屯田从前是由驻军统帅负责的，但明朝中晚期，朝廷放松了军备，驻军的最基层的单位“什伍”中的士兵都不曾种过地，他们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没有一点屯田驻军的样子。余良枢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下令按井田的方式将田地划分为若干块，分别交给每位士兵耕种，暂且不论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多少贡献，至少保证了每一位士兵每天都能吃饱饭。

余良枢公事之余，喜欢跟那些读书人谈经课艺，一有空就把那些读书人召集起来，鼓励他们读书上进，对那些想读书而因贫困交不起学费的士人，余良枢总是捐出自己的俸禄来资助他们。他还首倡购置学租田一百余亩，每年用田租来作办学经费，这样学校才能办得长久。通过余良枢多年的努力，信阳百姓子弟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信阳州一向以贫穷衰败著名，余良枢上任以后，通过让百姓数年的休养生息，百姓生活状况日渐好转，他的恩泽每天都能下达，他的事迹每天都能够上闻，本当有机会提拔重用，却突然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当信阳百姓听说他要回家丁忧时，都号哭着拦住了他的去路，车子无法前行，余良枢也感动得泪流雨下，万般抚慰之后才登车而去，足见他与信阳百姓之间官民鱼水情谊有多么深厚。

余良枢为母亲守孝三年期满之后，他回到吏部报到，被任命为河南郑州知州。他上任之后，对待百姓跟从前在信阳时一样，郑州百姓爱戴他也跟信阳百姓一样，他被上级官员列名推荐和受到上级官员的选派任命，都跟在信阳时一样。不久就被内擢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武选司郎中，转兵部车驾司郎中，不久又升授浙江杭州知府。《袭溪公墓志铭》中用高度概括的语言记录了他在杭州时的政绩：

“公明察有威棱，尚宽平，无苛细。杭俗烦嚣狙诈，吏胥舞文为奸，公廉静镇之不自见意，而旁午之牍，两造之陈，解若迎刃，而判若苍素也。委皮之奸与鼠雀之辈又若负秋霜而彻秦镜也。会郡水旱疾疫，岁时相望，揭竿聚党所在绎骚，公亲为之拊循训定，又无不起菜色而寝安枕也。”

万历十七年(1589)，余良枢进京接受考核，万历皇帝看了他在杭州的治绩之后，大加赞赏，说了一句：“安得良二千石如枢者！”意思是说，我怎样才能得到像余良枢这样年俸才二千石的知府啊！朝廷赐他最高级别官员的宴会，算是对他的一种奖赏，并让他仍然担任杭州知府，并兼任杭严兵备道使者的职务。

但此时的余良枢已经54岁了，因为长年在外为官，极少回家居住，尚未生得一男半女，不免为延续香火之事而忧心忡忡。每当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这座大山就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公务，请假回家住几个月。御史蔡某却以他“急于私而缓于公，非纯臣礼”的理由责备他，万历皇帝怕贻误杭州的公务，也只得同意暂停他的职务，余良枢也趁这个机会向朝廷提出了“家食”(相当于现在的留职停薪)的申请。

万历二十一年(1593)，按照官员“调卸”的规定，余良枢被重新起用陕西行太仆寺，出任少卿之职。不久又调任陕西行都司西宁等处兵备道副使。为了国家边关的安危，他经常驾一辆轻车，深入边关调研，然后向朝廷上了一道《条陈修守十事》的奏章，万历皇帝赐给他白金文绮以示奖赏。

不久，余良枢奉命调任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严兼按察副使，浙江父老还记得他任杭州知府时的恩德，听说他调回浙江任职，一个个都欢呼雀跃，感到庆幸。可没想到，余良枢在征途中被霜露风寒所伤，他急忙回到家中，卧床调养，病愈后再未外出任职。他在家乡的美德和善举，《袭溪公墓志铭》中说得明白：

“公为人内行纯备，孝友天植，入事父兄无忤色，出遇族众无间言。当赠驾部之捐馆舍，公犹髫龄耳，辟踊哭毁，几于灭性，服制葬祭，悉遵仪节，而孺慕终身如一日。田舍腴瘠，一听于伯兄。拳拳以建宗祠、修家谱、合族聚涣为先，其为驾部奉恩诏归，值岁大浸，乡贫者枵腹待毙，赖公举火者数十烟；远近有丧不能举，辄惠而殡之；道有殍，设粥以哺；民病涉，作徒杠以济，其行善类如此。”

余良枢开始“艰于嗣息”，为没有儿了延续香火而纠结。可没想到，54岁以后，他1妻5妾却接连生了之京、之襄、之珂、之思、之梧共5个儿子和4个女儿，已有1个孙子和2个孙女。万历三十二年(1604)，余良枢安详地病逝于家中，享年70岁。南昌刘日灵在《袭溪公墓志铭》中最后评价说：

“公于朝为名臣，于乡为师表，惜乎稍见其业，而未大竟其施也。”

刘日灵认为：余良枢虽历任稍见政绩，但并未“大竟其施”，大显其才，似有略嫌遗憾之意。窃以为：一介书生，中了进士，官做到正四品的杭州知府，历任都受到当地百姓爱戴，无论做人做官，也算问心无愧了。原先纠结于“艰于嗣息”，54岁之后却能够子孙满堂，且于70岁时在家寿终正寝，余良枢的人生可谓顺利而圆满。人生如此，何憾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