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好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奉新县党和政府历来关心老百姓的"菜蓝子"一事，在当时工业化扩大、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男女平等入职后，面临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菜园无暇顾及打理，时令、新鲜蔬菜缺乏，即使花大价钱，也无市可买。解决的办法是组织起来，成立蔬菜队，活跃菜市场。

1958年罗坊公社党委、政府积极响应县委、政府号召，开会研究这一现实问题，一致决定: 成立罗坊公社蔬菜队。

队长人选，经人推荐，由仰山综合厂厂长、共产党员张同兴同志担任。副队长由罗坊街居委会副主任杨香莲任职。

会计为罗坊公社农具厂会计廖作藻兼任，出纳周求珍，技术员潘凤翔。蔬菜队与农具厂为一个党支部，书记刘世根，副书记张同兴。

与此同时，公社有关人员与罗坊大队领导杨大信等商定，划拨距街约三里的罗坊上街头甲洲里大片旱地为蔬菜队基地。

1959年正月后，蔬菜队旱地拉开帷幕，队员们愉快地劳动歌唱在那大跃进的岁月，"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劳动欢快情景、使人感到热血奔腾。撂荒在潦河边几百上千年之久的荒地，芭茅、杂草、棘丛等一扫而光。

浓烟大雾腾起后、菜地有序排列，广垠的大地泥土芬芳，焕发着新的光芒，给蔬菜队的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希望。

初时，女队员有38人，男队员有6个，共44人。

在蔬菜队担任过副队长的先后有: 杨香莲（后任队长）、吴香远、余菊达。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辞、入职者均有，但相对来说，人数呈稳定略升趋势。人员组成条件为: 罗坊街商品粮家庭妇女、闲散男劳动力者，其中65年退役军人陈家祥入队半年。

蔬菜队生产后，肥料来源均为街人畜粪、尿，这样一来，又提高了本地的卫生清洁程度。土家肥的大量施用，和灭虫用石灰的扑杀，加上河边湿润的泥沙土滋长，所产菜、果外观清秀，味道非常脆嫩、爽口。作物管理技术有"土专家"指导，当年出产的大量蔬菜，如空心菜、萝卜、辣椒、白菜、苋菜、豆角等等，在原罗家祠堂斜对面的罗坊中街凉棚农贸市场上市，由于价廉物美，每到一批即被抢购一空，极受顾客欢迎。

在那饥荒的年代，罗坊蔬菜队响应上级: "粮不足，瓜菜代"的号召，种植大量蕃薯、芋头、南瓜、马铃薯等，供应市场，或发往外地，基本满足了群众生活的需求。到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整个罗坊没有一人因饥饿而遭不幸，这与县委政府，罗坊公社党政关心群众生活、工作分不开。

蔬菜队的计酬方式与其它大队、生产队一样"工分"制。所不同的是实行包干、责任到人、按劳效取酬，平均月工资收入不少于其它单位同等职工。

蔬菜队以女性为主，上级及时健全了妇联组织，使之成为妇女"娘家"。家庭琐事、夫妻不睦，也在此调解成功。如: 有一队员，夫妻因家事拌嘴，冷战多时，亲戚屡劝无用，越闹越僵，几次欲诉至法庭离婚。蔬菜队妇联组织得知后、立即派人上门劝解，指出双方不足之处，吵架既伤夫妻感情，又伤害婚姻、家庭。苦口婆心地要他们夫妻看在多年感情、老人和孩子面上，打消离婚的念头，循循善诱，最后夫妻重归于好。

1964年夏，蔬菜队的香瓜、烧瓜、西瓜，以及种植的桃、梨树相继挂果，晚上常有人偷摘，这对依靠其经济收入的蔬菜队非常不利，经领导研究决定，建一小屋监守。考虑到夜深人静，又在旷野妇女不安全，由男队员值班。

1965年7月底，值班的某男在小屋热的难受，便出门纳凉、用电筒顺便巡视瓜果地域，走到潦河边，朦胧间有二盏并立5号电筒光、在50米处射来，他一惊！暗道: "贼胆真大，有人值班也敢来偷"！便用三节电池电筒对照，高喊大叫"哪一个？胆子真大、难道没了王法"？适逢河对面泉甘路上有二个在街因事晚回的熟人听见，也大声响应，"10点多了，XⅩ还没睡呀"！那物一听前后有人，立即折回头狂奔而去......

不久，罗坊上街头杨大信家、一只正待哺乳期间的母猪，半夜在栏被什么叼去甲洲里吃掉，一片狼藉。人们根据留下的毛发、足迹分辨，是老虎所为，加上蔬菜队基地、潦河斜对面2里是它常出没的九龙山，原来那天晚上值班人见到的是老虎。

蔬菜基地，栽有瓜果，使少数个别人怀有觊觎之心，这很自然。但小野生动物们也堂而皇之光顾，就太欺侮人了。由于惧怯再遇老虎，一人值班增为2人，某次，值夜班者有人闻听到杂乱的细微声响，便开门寻音去查看。皎洁的月色下，约3，40米远的瓜地，有几只比猫略大的野兽正在啃吃香瓜，并得意地"唧唧唧"欢叫！他恼怒地大声喝道:"什么鬼东西？竟敢偷吃香瓜"！吓得这些"家伙"落荒而逃……

事后有人说是果子狸，也有人说是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这就是鲁迅笔下《闰土》一文中、所描述的"猹"！

上世纪70年代初，蔬菜队栽有大片桃树、梨树，每到春天，桃花夭夭，灼灼其华。梨花洁白如玉、妩媚多姿。据资料统计，此时是罗坊蔬菜队的鼎盛时期、队员总人数48个。

蔬菜队队员，维护集体利益，每到瓜、果成熟季节或有新鲜蔬菜，从无人"顺手牵羊"捎带回家，杜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行为，更不是俗语说的那样: "三个妇女一场戏"，

"文革"时，1968年10月，有40%队员下放农村，73年8月回城、大部分人归队。

罗坊蔬菜队成立二十多年，从没发生过队员之间吵架、闹矛盾等不快的事。这在80%以上成员是家庭妇女的单位来说，颇为罕见！

1978年底至80年，由于主、客观原因所致，罗坊蔬菜队经济效益逐年下降，仅靠果树增收，赖以维持。

1981年上半年，果树老化、陆续枯死，蔬菜队无任何收入，也无固定资产,终于解散。老队员洪妈恰在年内患重病卧床，她无儿无女、又是外地人，生活、病情无人照管。为了昔日队友、姐妹深情，原蔬菜队领导、不惊动有关民政部门、不给国家增加负担，号召仍留罗市的队员们，施以援手、帮渡难关，获众人赞同响应。她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都是家庭妇女们，甚至很多人都是文盲，不懂大道理，但新时代人性光辉璀璨夺目，均默默地践行着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毅然挑起照顾重任。杨香莲、吴香远、熊贤英(严士建母亲)、赖乃英(张茂忠母亲)、余菊达、周求珍、刘汝秀(廖述梓母亲)、刘先菊娘、周(诗际)师母、田师母、龚师母(宗仁母)、严成秀、严季珍、赖琴盛、大小老陈师母、涂嗣梅母女、本根师母等19人，轮流看护，请医延治近月。洪妈死后，又是她们集资凑钱，置棺买物、请八仙抬送上山，入土为安。

鸣谢: 在此拙文创作中，蒙原罗市街大队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廖述梓先生提供翔实资料，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