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位年过半百的农民来到南昌市公安局，对负责接待工作的公安干警说，自己以前参加过红军，担任过很多重要职位，还认识毛主席，要求公安局向上级上报。

公安干警很诧异，立即对这位老人进行了例行询问，只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是红军的一名高级干部，就再没问出来什么重要消息。

公安干警看见老人神态坦然，不像说谎的样子，将其安顿好之后，立即慎重地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上级。

没几天后，公安干警接到了来自中央的指示：立即逮捕此人。

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他说自己认识毛主席，却会被逮捕？

“红军干部”涂振农

这位老人名叫涂振农，他并没有说谎，他在红军时期确实在中央担任过较高的职位。

涂振农原本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年少时，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学成毕业后，1922年，担任了南昌《大江报》、《新民报》编辑，由于文字犀利，直至要害，深受人们喜爱，前途一片大好。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原因，《大江报》被查封了，涂振农丢失了谋生的工作，只能去往广东寻找出路。

不得不说，涂振农的前半生是很幸运的，他能识文断字，思想又灵活，胸中有沟壑，到广东后，很快担任了直辖第三军司令部书记官。

由于涂振农一开始加入了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筹备处在杭州成立后，经过会议选举，涂振农了被选为执行委员兼秘书。

此时国共正在第一次合作。

涂振农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下，如鱼得水，因为身居要职，需要经常与共产党联系工作，所以为了方便推进工作，1925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涂振农在为共产党出力过程中，认识了毛泽东等很多人，在党内也担任了很多职位。

不久之后，国共合作破裂，涂振农的两重身份使他的处境非常尴尬，只能先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加上战争的原因，他与组织失去联系。

不过涂振农并不是一个对困境轻易言弃的人，1928年，涂振农来到上海后，经过不懈努力，又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稍有不注意便会落入敌人的陷阱，为了应对这种极其危险的境况，更好地推进党的工作，党组织转入了地下。

涂振农能与组织联系上，他非常欣喜，很快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去了法租界街头中共支部工作，之后又担任了由中共南方局主办的《香港小日报》的编辑。

后来，涂振农又以中共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赣东北苏区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等指示。

到达赣东北苏区后，涂振农为了了解当地红军详细情况，与毛主席、周恩来等人有过交谈，此后便继续留在了赣东北苏区工作。

这样看来，涂振农开头所说其与毛主席认识这话并不假。

两年后，涂振农代表当地省委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根据地的相关情况。

期间，在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的多次大规模围剿下，红军进入了长征，他又一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此刻的涂振农的经历就像是命运再一次的重演，不过现在的他经历了很多，已经能不慌不忙，从容应对突发情况了。

涂振农的理想信念非常坚定，为了在残酷的战争中保存自己的安危，继续革命事业，化名李平之，一边继续在上海参加文化界救国会工作，一边四处寻找党组织。

经过涂振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涂振农受命与其他人一起到达江西南昌，组建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的军部和设立驻南昌办事处，并担任了主要干事，又担任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

涂振农由于身居要职，作为我党的高级干部，他一直尽心尽力为组织工作。然而在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下，竟然改变了立场，叛变了革命。

“叛徒”涂振农

1942年5月，国民党特务采取底层向上发展的方式，在短时间内通过连续策反的方法，抓住了我党在南委的很多干部，史称“南委事件”。

其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在被捕后，也叛变了，向特务泄漏了很多地下工作者信息，导致我党在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交通站遭到全面破坏。

由于特务控制了交通站向外传递消息的电台，导致交通站被破坏的紧急消息无法传递出去，中共中央无法及时下达正确指令，最终造成我党几千名地下工作者被捕，就连周恩来也被这件事情影响到了身体。

而涂振农作为处于战斗一线的一名重要的地下工作人员，在这场特务精心布置的阴谋下，不出意外地被捕了。

当时涂振农正在执行我党交予他的任务，却没想到身边会出现叛徒，他和张文彬同时被捕，被关押在了“江西省青年留训所”，也称为马家洲集中营。

被捕过程中，涂振农并没有屈服，经过奋力反抗后，奈何对方人多势众，他没有逃脱，想跳水自杀却被阻拦。

当时敌人关押涂振农的留训所，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居，但是里面是一个集中营。

这个留训所里每个房子都很狭小，环境极其恶劣，就算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在里面终日不见阳光，只有潮气和黑暗陪伴，短短几个月都会生病。

除此之外，留训所的管理者针对在此处关押的留训人员制定了一整套监规。

要求所有留训人员不许与外人接触等，要在规定时间内学习《三民主义》等有关国民党的思想文件，在思想上强迫接受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们信仰三民主义，只有“思想变好”的人才能出去。

如果拒不交代问题，不服从思想的人就会被严刑拷打，在这样的残酷环境中，我党先后有200多人在留训营死去。

而涂振农作为我党要员，刚入狱时，信念坚定不移，表现良好，还写出来“我不能叛变的八大理由”交给张文彬，用来表达他的立场。

在一年后，由于艰苦的环境、精神的折磨以及敌人的酷刑下，再加上敌特的采用熟人劝降的心理战术，涂振农没有坚持下来，选择出卖党，做了叛徒。

涂振农叛变后，整个人彻底变成了一个狡猾的“软骨头”，为了表现自己的价值，向敌人透漏了很多与他曾经一起工作的地下组织工作人员。

不得不说，涂振农这个人虚伪至极，他明明已经屈服了国民党特务，却还口口声声说，自己不会做特务的，只想做教育工作。

就这样，涂振农在“敌营”过上了好生活，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特务不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规劝下，他忘记了入党誓言，忘记了自己曾经想要跳水自杀来维护自己对党的忠诚，也忘记了自己曾说过不会做特务的事情。

涂振农还长篇大论自己对中国政局的认识，刻意扭曲共产主义，声明自己愿意信仰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服从蒋介石的领导。

在敌特的指示下，涂振农还对受到国民党特务逼供，仍然不肯屈服张文彬等人进行策反。

涂振农来到关押张文彬的房子里，对张文彬进行劝降，话还没说完，就被张文彬打断了，随后他遭到了张文彬的唾骂。

看到昔日战友不屈服国民党，为了信仰坚持坚定，涂振农虽然被骂得面红耳赤，但仍然一条路走到了黑。

多行不义必自毙

由于涂振农曾在红军、新四军中都担任了重要职位，敌人认为他利用价值非常大，在涂振农彻底加入国民党，表明自己的个人立场后，他被允许加入“中统”进行效力，并担任了“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

涂振农果然“不负敌人所望”，在“中统”任职期间，凭借自己对党组织的了解，涂振农训练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专门在一些地区冒充共产党，到处宣传反革命。

此外，他还派出一些人员专门进行破坏党的活动，还草拟了多份反动文件，向国民党表示自己的忠心。

1949年2月，国民党大势已去，涂振农看到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也没有随着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回到了家乡奉新渣村，做起了农民。

不久后，南昌迎来了解放，南昌人民欢欣鼓舞，自发地进行庆祝，到处都可以看到人民们洋溢的笑脸。

虽然涂振农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乡下居住，但是全国都在解放，各地都在印刷宣传报纸，消息还算灵通，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南昌解放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涂振农非常激动也感到十分后悔，他看到自己之前认识的很多红军熟人都成了革命功臣。

而涂振农自己本来也有大好的前途，可是后来却经受不住折磨和诱惑，背叛了党，并且做了很多迫害其他同志的行为，这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

反观和他同时被捕的张文彬，入狱之前是党的骨干人员，入狱之后，本身就患有肺病，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誓死不从，也坚决不同意敌人所说的只要转变立场，立刻就能得到救治的条件，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最终拖着病痛的身体被杀害。

其实，涂振农和张文彬一样，在入狱之初都有坚定的信念，可是张文彬选择以死明志，他的革命功绩永远被后人铭记。

而涂振农在参加红军后，两次与红军失去联络，经历千难万足都没有放弃联系组织，却在敌营里没有守住底线，走到了自取灭亡的下场，不免让人唏嘘，可惜时光不能倒流。

不过，让涂振农庆幸的是，当时他加入国民党用的是化名，从事“中统”工作也是秘密进行。

涂振农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有很多战友和熟人都知道他以前参加红军时的功绩，所以他觉得只要自己不说出来这段“叛变”经历，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蒙混过关的可能性很大。

这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南昌解放后，涂振农专门来到南昌公安局后，说的话不管是真是假，公安局干警都不敢怠慢。

不过，公安干警也非常疑惑，这样一个有着革命经验的老人，没有在解放后受到重用，却来到公安局求助，行为着实不寻常。

公安干警立刻上报，经过调查，涂振农在革命期间做了叛徒之后，为虎作伥，犯下多重罪行，引得众多人愤怒不已。

原来，当时涂振农叛变之后，去劝降的人不仅有张文彬，也包括廖承志，虽然当时张文彬因肺病没能从留训所活着出来，但是廖承志却被救出来了，还将当时在江西省青年留训所遇到的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中央。

多行不义必自毙，涂振农可能忘了自己曾经去劝降的事情，本以为没人知道自己的秘密，可以偷得生机，却最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1951年4月，涂振农在北京被处决，以告慰被他迫害的烈士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