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明芳

咸丰九年(1859)，江西省举行己未恩科并补行乙卯正科乡试，这一年奉新县的宋家蒸、胡瀛生、帅继先、许振祎、余澍千五人考取举人。这五人之中，许振祎、宋家蒸于同治二年(1876)中进士，余澍千于同治四年(1878)中进士，胡瀛生于同治十三年(1887)中进士，独有帅继先未中。

帅继先何许人？也许是因为北乡(今宋埠镇)锁石名人太多，一般人多不知其名号，但乡试榜排在第四名的许振祎对排在第一名的宋家蒸和第三名的帅继先两位同乡同学同年还是念念不忘的，他出任广东巡抚之前回了一次奉新，他在《度岭草》的一首诗中写道：“齐年两友宦西川，治行都为众所传。八十归田谈旧事，舒郎努力着鞭先。”

诗中首联写到的“两友”指的便是宋家蒸和帅继先，二人同是北乡(今宋埠镇)人，同在西川做官，治行政绩同样为人称颂，足见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帅继先家世情况如何？2020年版的《中华帅氏宗谱·江西奉新卷(一)》(以下简称《宗谱》)）第268页收录有帅希存《奉政大夫帅公小舫太伯岳暨德配熊宜人太伯岳母墓志铭》，开篇说：

“公讳继先，号小舫……曾祖统世，祖裕学，父生申,以公贵赠如公官；母氏杨封太宜人,寿八十余,甘旨奉养,无间朝夕。赖公以兄弟四人，仲叔季先公卒，寡妇孤儿嗷嗷待哺于公。公贫于家，而不惜吝于财，笃于孝友，而尤不忍稍伤其地下昆弟之心。饮食于门以内，教诲诸孤侄至于成人，自其节缩衣食，辗转称贷而分与之，斯其树蓄于本原之地者厚欤！”

落款是“清诰授奉政大夫甲午科举人署理奉天广宁县知县愚侄孙婿希存敬撰”，可见帅希存是帅继先的“侄孙婿”。首段交代了帅继先的曾祖、祖父和父母的姓名，他有兄弟四人，“仲叔季先公卒”，可见他是长子；因为三个弟弟死得比他早，所以“寡妇孤儿嗷嗷待哺于公”，他成为四个家庭唯一的顶梁柱，他虽然“贫于家”，但上要奉养母亲，下要抚育诸孤，压力山大，只得自己“节缩衣食，辗转称贷而分与之”，足见他对母亲和“地下昆弟”的“孝友”之情何其厚重！

《宗谱》第285页收录了一篇《帅继先传》，关于他的姓名、字号、行次和青少年时期读书及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有较详细的记述：

“帅继先，原名和镛，字金奏，别字小舫，号迪堂，行厚三，太学生帅生申之长子，奉新锁石人。家学渊源，弱冠就童子试，屡前列。年二十几为郡庠生，又励志十几年，于清咸丰己未恩科并补行乙卯正科中式第六十七名举人。咸丰庚申、同治乙丑、戊辰、光绪丙子四科会试呈荐，屡试报罢。”

由此可知，帅继先于清咸丰九年(1859)参加江西省己未恩科并补行乙卯正科乡试，中式第67名举人，名次列许振祎、余澍千之前。此后他共计四次上京参加礼部春闱会试，每次他的姓名都在推荐之列，但皇帝殿试时，他总是被打掉。他毫无怨言，只怪自己运气太差。同治辛未(1871)，帅继先已经54岁，为生计所迫，他只得“以大挑一等签发四川试用知县”。

帅继先本是“签发四川试用知县”，但四川当时并无知县职缺，他被安排到蓬溪县蓬西盐厘局做了一名厘员。《宗谱》第266页载吴鸿恩《邑侯帅公小舫同年去思碑》(以下简称《去思碑》)云：

“帅公小舫为江右名孝廉，余之同年友也。以大挑一等捧檄来蜀,于鹾政多所匡襄。光绪八年，邑侯鲍蓉生司马奉调驻崇化屯，上宪以公权篆吾邑。下车伊始，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竭力图之。余自戊寅冬奉讳归，连年主讲巴川、琼江两书院，添修巴川斋舍，迁琼江书院于东街。苦学谷无多，寒士难资糊口。公捐廉助其膏火，由是住院生童肄业有资；琼江未竞工程复捐多金,以期蒇事；又念贫家子弟无力读书，爰于东、西、南、北各城添设养正义学四塾；吾邑旧有养济院，经费正窘，且无休息之区，公为增其口粮，并买宅于城中，令穷民不至失所；敬节堂为收养嫠妇而设，需用甚巨，公多方筹画，规模大备，风化赖以维持；暮年中闻义勇为，凡保甲、宾兴、积谷、育婴诸善政，靡不尽心经理；民间词讼必细心研鞫，惟恐一夫舍免。”

本文落款是“清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三品衔、广西平乐府知府、掌云南道监察御史、署户科掌印给事中、翰林院编修加七级、治年愚弟吴鸿恩顿首拜撰”，可知吴鸿恩与帅继先是乡试同年，吴鸿恩是四川铜梁县人，帅继先便是他的父母官。帅继先于光绪八年(1882)出任铜梁知县，那么他在蓬溪县蓬西盐厘局襄理盐政达11年之久，此时他已经65岁。

吴鸿恩在文中详述了帅继先在铜梁知县任上“兴养立教”的政绩，具体为：捐俸助琼江书院寒士膏火，使住院生童得以肄业；捐俸完成琼江书院未竟工程，使工程得以投入使用；在铜梁县东、西、南、北各城创办四所养正义学，使贫家子弟得以入学读书；扩建养济院并增加口粮，使贫穷百姓不至流离失所；多方筹划扩建收养寡妇的敬节堂，使社会风气得以好转；他见义勇为，大凡保甲、宾兴、积谷、育婴诸善政，无不尽心经理；对民间提起的诉讼，他总是细心研判，惟恐误判一人。

以上所述均为帅继先在铜梁知县任上的政绩，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他普惠百姓、影响最大的政绩是捐印红、襄义举一事。吴鸿恩《去思碑》载：

“先是县署每岁提印红六百金藉充棚费，洎棚费取诸宾兴局，此项遂成陋规，前邑侯屡欲议裁不果。余见公莅任后，廉洁自矢，培植情殷，集绅董等合词具呈，请将此项陋规分为巴川、琼江两书院及养正义塾与敬节堂、养济院等处公费。”

为解决每年生童集中考试设立考棚所需费用，县衙将印红(即印花税)一项(每年有银600两)充抵。后来设立考棚所需费用由宾兴局承担，这笔钱便多出来，由知县支配。前任知县因此曾提出裁革印红这项税收，但因这个项目是朝廷同意开征的，故并未裁革。帅继先到任后，本有600两银子的活钱可供调配配，但他“廉洁自矢，培植情殷”，召集本县绅董商议，联名具文向上宪请示，要求将这笔印红款项作为巴川、琼江两所书院和养正义塾与敬节堂、养济院等的公共费用。帅继先在具文中说：

“不佞读书数十年，应试十余次，个中甘苦，备尝之至矣。振拔单寒，何忍稍存悭吝！至养老济贫、矜孤恤寡，亦地方官分所应为之事。今以陋规永作义举，实获我心！”

帅继先的具文被上级官府“据事转详各大宪，深嘉之，更厘定章程，俾垂久远”。上级官员深为嘉许，本县受益百姓欢天喜地，为有如此一位重视教育、体恤老贫孤寡的好知县而高兴。光绪九年(1883)，帅继先任职期满，因政绩显著，上级要提拔重用。《帅继先传》中说：

“任一年满，以功授荣昌知县，晋知府同知衔,覃恩诰授奉政大夫。履新前，铜梁士民等诣道府署，协恳留任，以格于例，不行。离任铜梁已两月，该邑士民仍惶惶然若婴儿之失父母，依恋益深。”

帅继先的品秩由正七品荣升为正五品，本是天大的好事，但铜梁县的士民却舍不得他走，集体“诣道府署，协恳留任”，帅继先在铜梁任职仅一年，便如此深得民心，足见他对百姓有多么用心。吴鸿恩在《去思碑》中说：

“有叹息者曰：‘汉代之所以多循吏者，久于其任也。今公莅吾邑，一切善政次第举行，其有志未逮者尚多，乃甫及一年，效借寇君而不可得，岂非地方之憾事乎？’余曰：‘不然，天下事易于图成，难于创始。昔孔子为鲁司寇，三月大治，《史记》称之公宰。吾邑虽止一年，而实事求是，德业之可久可大，流泽甚长，造福一年，有胜居官数十年者，固不必以岁月计矣。又况阳春脚无远弗届，异日将为全川保障，岂一乡一邑所得而私哉？’”

有人认为帅继先任职一年就被调走，是铜梁县的一件憾事，吴鸿恩却认为帅继先在铜梁“造福一年，有胜居官数十年者”，甚至认为他可能“异日将为全川保障”，铜梁一县不能太自私。吴鸿恩在文末还补充说：

“公忠爱性成，励精图治，既不作五日京兆之想，闻卸任后犹与后任张公详陈地方利弊，所谓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居心何其厚欤！公行有日矣，铜邑士民攀辕卧辙，依恋益深，公亦惓惓此邦，不能自已。”

显然，吴鸿恩在《去思碑》中对帅继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达了铜梁士民对帅继先在铜梁县任职仅一年政绩的高度认同和对他离任的十分不舍。面对铜邑士民对的挽留，帅继先自己也“惓惓此邦，不能自已”，但圣命难违，他只得按时到荣昌县上任。《帅继先传》简述了他在荣昌知县任上的作为和离任时以及离任后的情形：

“继先忠爱成性，励精图治，任职荣昌更驾轻就熟，举措裕如，声名益著。年七十三解组之日，清风两袖，箧笥所存，官裳数件，经史五车，外无长物，至无以为归计，幸得荣昌士民助资财以为路费。铜邑士民闻其归，相送者摩肩接踵于道途，则其遗爱于民可知也。归田十有三载而卒，享寿八十有六，县志有传。”

《帅继先传》写他“年七十三解组”，即光绪十六年(1890)离职，他光绪九年(1883)到任，在荣昌实际任职达7年之久。他离任之时，“清风两袖”，“至无以为归计”，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得荣昌士民助资财以为路费”才得以回家，足见他对荣昌有多么投入。更让人感动的是：铜梁士民听说他要回家，竟然摩肩接踵地到路上送他，七年之后仍然惦记着这位前任父母官，足见他对士民的恩泽有多么深厚！他回家13年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去世，享寿86岁。

综上所述，帅继先虽未高中进士，从蓬溪县蓬西盐厘局一名厘员，擢升到铜梁知县(正七品)和荣昌知县、晋知府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正五品)，西川从政19年，先后任职3个县，居官不过正五品，但他却以兴养立教、矜孤恤寡、忠爱性成、勤政爱民、清廉自守的事迹受到西川士民的深情爱戴和永久怀念，他和同乡同学同年宋家蒸一样，在西川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