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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事！奉新一人曾十次向皇帝辞官，80大寿时，皇帝还送了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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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璐于 2023/11/12 08:40:19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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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奉新远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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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事！奉新一人曾十次向皇帝辞官，80大寿时，皇帝还送了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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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四年(1597)，明神宗朱翊钧多晏居深宫，不理朝政，朝廷呈现一派怠惰疲惫的迟暮景象。吏部尚书孙丕扬上疏说：“数月以来，廷推搁矣，行取停矣，年倒废矣，诸臣中或以功高优叙，或以资深量迁，或服阕而除补，或覆题而注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摈弃之列，乞体因政设官之意，念国步多事之时，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间有助拟未当，亦乞明示，别推酌补。”孙丕扬如实客观地向皇上陈述了吏部本该对全国官员适时“廷推”、“行取”、“年倒”，但好几个月都没有进行，于是并提出了“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的建议，然而结果是“疏入不报”。同年闰八月，孙丕扬一气之下，辞官而去。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张位，字明成，号洪阳，江西新建人。他把持内阁时极力排挤吏部，力图恢复内阁权力。因当时吏部既无尚书，又无侍郎，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极力推荐了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江西老乡蔡国珍。万历二十五年(1598)二月，蔡国珍经明神宗允准被提拔为北吏部尚书，晋太子少保。上任不久，明神宗下诏起用罢黜官员，吏部尚书蔡国珍奉旨按品德和才能将准备重新起用的官员分为三等：“人品正大，心术光明者文选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录，过无可弃者给事中乔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诖误，衅非己作者给事中耿随龙等三十六人。”蔡国珍上书之后，由于没有采纳张位的意见，遭到内阁的极力反对，皇上竟然一个都未采纳，足见明神宗此时已十分庸懒昏聩。张位推荐蔡国珍的目的是“欲引以相助”，而蔡国珍上任以后，只是按照自己的原则选贤任能，“直行己志”，张位“欲持相体”，而蔡国珍“欲持铨体”，二人因此产生分歧。张位怏怏不乐地说：“备在帷幄，进退不得关其谋国家，置冢卿足矣，何用阁臣为？”张位因蔡国珍不能为己所用，十分生气；而蔡国珍也感叹说：“吾安敢违心负所学，负吾君，误国误天下苍生？不得其职则去耳！”蔡国珍因此第一次产生了“不得其职则去”的愿头。明神宗一直未立太子，导致朝政不稳。万历二十六年(1599)正月，蔡国珍率领廷臣一同到文华门跪请明神宗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并为之冠婚，且称皇上若不答应，便长跪不起。虽然如此，但皇上并不召见，只是派了一名太监回复说：“此大典稍需时耳，何相挟若是？”诸大臣无奈，只得顿首起身退出。同年，张位因招权示威，被朝臣弹劾，明神宗先给他以停职闲居处分，后又被革职为民，连亲友也受株连，竟然无人为他辩解。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吏部文选郎中白所知，蔡国珍据实为之辨解，然“帝恶吏部郎，贬黜者二十二人，因诘责吏科朋比，都给事中刘为楫、杨廷兰、张正学、林应元及戴士衡俱引罪”。蔡国珍上书要求皇上宽恕并挽留他们，御史况上进因此上疏弹劾蔡国珍“专权结党”。蔡国珍心中不服，便于本月初九日上了一道“乞罢”的奏章。本月十一日，皇上有了回复：“蔡国珍着照旧供职，吏部知道。钦此。诣阙谢恩。”这是蔡国珍第一次上书请辞。所谓“照旧供职”，就是不准辞职的意思，其中也包含了对御史况上进的弹劾并不认可的意思，但此时蔡国珍的内心仍十分不平，又再上《奏为益宏辨纳，以崇圣治，以正人心事》的奏章，对所谓“结党”之控进行辩解说：“自古有国者患不在党，而在党之公私。故凡一念之发，纯乎为国为民，千万人不约而同，虽逆于志，而不暇顾一毫邀功沽直之私。与夫承望逢迎，毛举鸷击，规避自全之意，举不与焉。此虽有党之迹，而心实公焉，党而非党也。其有言虽近似，而或出于便佞，或巧于迎合，或不免于容悦，谗殄希宠干进之计，乃投甘进热，务逊于志，以冀说之得行。此虽无党之名，而心实私焉，不党而党也。夫党而私，利在身而不在国，固无乐乎有此党也。党而公，则利在国而不在身，是惟恐其不党耳，何可疑也？”蔡国珍在奏章中并未回避“结党”之控，而是强调了“党之公私”：如果是为公结党，则“党而非党”；如果是为私营谋，则“不党而党”；“党而私，利在身而不在国”，“党而公，则利在国而不在身”。蔡国珍的“公”“私”之辨，正气凛然，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让御史况上进“结党”之控不攻自破。蔡国珍十分痛恨结党营私，他在奏章中进一步指出其危害，但有人却借“结党”的名义排斥异己，打击一心为公，坚持正义的官员，将他们贬黜殆尽，这于国于朝祸害无穷。于是蔡国珍向皇上提出：“非党而指以为党，诚恐非党退而真党由此进矣！倘不以臣言为谬，优诏速召还鑨、南星、孔兼、泰来等，亟复其职，嗣后，凡臣下进言，其真为国家公言，而不为一人之私者，虽逆耳必听，不复以党疑之，斯旁烛无疆，天下益颂日月之明矣！”看得出，蔡国珍对朝廷贬黜这22名正直官员十分不满，对结党营私的现象十分痛恨，他深知昏庸的明神宗未必听得进去，但作为一名吏部尚书，他不得不犯颜直谏。他在奏章中最后请求说：“臣之衰庸不职，必不可复容，伏乞皇上亟赐罢斥，使避贤路，特将臣言曲赐施行，则人心可正，圣治益崇，臣去荣于留矣。臣无任祈恳俟命之至！”这是蔡国珍第二次向明神宗辞官，理由是自己“衰庸不职”，显然系辞官的托词。蔡国珍虽然已经73岁了，但这并非真正辞官的原因，他辞官的真正原因是：面对皇上的昏庸和朝廷复杂的人际关系，蔡国珍深感报国无门，力不从心，于是才萌发了退隐之心。蔡国珍见几天过去了，皇上并未回复，他又上了一道《奏为铨务重大，衰病废职，恳恩赐罢职归里，以免旷官，以终臣节事》的奏章：“伏念臣衰拙不学，原非吏部才，又索居久，不习近时事情，诸所曾推拟补，不当上心，以致员多候久，臣罪难辞。况近更大察，望八之夫竭精稽阅，久冒风寒，两耳聋聩，部中事务有须微言者，非大声不闻，常恐漏泄；又左腿疼软，坐立拜跪，俱不支，盖数月而衰颓之状尽见。臣之欲求去久矣，徒以时方多事，臣部中又无左右侍郎，故未敢遽言。乃今感冒风寒，前病益深，更加潮热眩晕，难复就列，伏乞皇上悯其衰极，亟赐罢逐，以为晚节不终者之戒。”皇上深知蔡国珍为人，所谓“衰病废职”亦是托词，本月二十九日，吏部接到圣旨说：“卿持身端谨，闻望素著，铨衡重务，倚任方殷，岂可求去？宜用心供职，不准辞！吏部知道。”皇上赞扬他“持身端谨，闻望素著”，朝廷正在用人之际，“铨衡重务，倚任方殷”，因此“不准辞”。皇上并无责备之意，足见皇上对他的人品和能力是认可的。第三次辞职以此告罢。蔡国珍三奏不成，四奏又上《奏为蒙恩赐谕留，衰臣病势益增，力恳圣慈俯赐怜放事》，其中有云：“顾臣年七十之上，两耳聋聩，部多密切事务，必待大声商论，此其中不能无生得失；又左足疼而软，弗良于行跪拜，动履往往僵仆不支，殊非所以令群吏见。兼之潮热眩晕不时互发，此系气衰血弱，故委敝至此，实非区区医药所能治疗。昨奉恩旨以来，多方医治，冀万一少差扶病勉出，以答隆遇，顾别病犹可望愈，而衰年足病，筋力已惫，必无痊可之期。况今日甚一日，势不能离床第而出门户，又何望其事若事而求所以报哉？不早罢归，不惟病不可起，而职事旷而不举，臣且无以自解，势急情若故，敢昧死陈乞，伏乞陛下大德好生，曲赐放免，俾臣得生入里门，免旷职以重臣罪，是恩与覆载比崇矣！”四奏除了感激皇上“推诚任人”“谕留”之外，更多的是强调自己“两耳聋聩”、“左足疼而软”、“潮热眩晕”、“气衰血弱”等原因，请求皇上“俾臣得生入里门，免旷职以重臣罪”，言词恳切，令人动容。本月初三日，皇上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卿偶疾，暂准给假调理，痊可，宜遵旨即出供职，不允辞，吏部知道。”蔡国珍接到圣旨，皇上只是“给假调理”，不仅没有同意他辞职，而且要求他“痊可，宜遵旨即出供职”。然蔡国珍去意已决，四奏不准，五奏又上《奏为衰病增剧，铨务时方繁重，亟恳圣慈俯允辞印，以便调理，以免旷官事》，其中有云：“顾臣气血衰惫已极，势难望愈，部中推升及大选乞恩等教职，并拣选举监诸务并在此时，臣病方增，不能入部，诸事壅阏，且愆常期，人心觖望，臣不早言，是臣罪愈大，臣惧愈深，万不得已，哀恳陛下俯念铨务大废，臣病益危，特选部院堂上官一员前来代署印务，容臣宽限调理，倘犬马微躯未即填沟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造之恩也。”五奏之中提出了一个“特选部院堂上官一员前来代署印务”的具体请求，皇上回复说：“卿暂疾，不妨调理供职，部事难以虚印务，不准辞，吏部知道。”皇上仍是要求他“调理供职”，“印务”必须仍由吏部尚书掌管，可见蔡国珍的五奏又泡汤了。适有吏部吏科给事中刘为楫等也上了《铨部缺官，邦政渐驰，恳祈圣明急赐简用，以图共济事》的奏章，皇上降旨说：“这本说的是，尚书蔡国珍着速出料理部事，选用人才，裴应章催他到任，吏部知道，钦此！”蔡国珍接旨之后，又六上《奏为衰年病甚，求药反增，势难复留，乞赐骸骨还乡事》，其中有云：“若谓臣病或可起，而犬马之力尚能支持万分之一也。使臣病不增，岂敢坚乞以自孤大造？顾臣以望八之年，血气尽耗，顷因左足痛软，初服左荆汤、牛膝等药，及用拔风散湿等膏，力衰药烈，以致拔动气血，左足愈痛而软甚，右足渐痛，加以发热，形羸百病交侵，寢食都废，此岂可复多望于世者，而尚堪料理部务耶？”六奏仍是诉说自己的病情加重，服药无效，无法料理部务等情由，并无新意。奏章刚上，皇上即降旨说：“今铨政缺官综理，蔡国珍宜体朕眷怀，遵旨即出供职，不可再辞，吏部知道。”蔡国珍坚持辞官，皇上坚持不允，二人执拗较劲，谁都不肯服软，这也算是明朝的一件奇事。此时蔡国珍仍不甘心，大有非辞不可之意，于是又七上《奏为衰臣病甚，有负恩眷，万不得已，恳乞垂怜放免事》,其中有云：“昨蒙恩旨隆重，非不愿留，顾病甚，无奈只得昧死乞骸骨。伏望陛下体天大德，速赐放还，使生入里门，是天恩之所以眷老臣者有终，倘未即填沟壑，时时与父老共祝万年，则臣区区未报之私犹可藉是少抒也，臣无论激切冒昧哀恳之至。”蔡国珍七奏既上，无非就是要皇上“垂怜放免”，自然也找不出更多新的理由，皇上回复也是套话：“卿疾既未愈，暂准调理，痊可即遵旨供职，不准辞，吏部知道。”看似朝廷君臣书面对话，实有民间少儿游戏之嫌。蔡国珍七次上疏请辞之后，皇上仍未允准，大概认为其病在心不在身，称病其实系托词，而我看生病亦系实情，但不致于严重到不能“生入里门”，但蔡国珍怎么也想不到皇上会如此固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八上《奏为遵旨调治，衰病益深，亟恳赐骸以全恩眷事》其中有云：“臣病因年老血气枯竭，耳聋无论，已先病左足，复因误药并及右足，疼软交并，潮热呻吟，日夜不得安枕，盖福过灾生，故有恩不能领受，且部中事非躬往不可为，今日甚一日，不能离床第，况能复出以图报于万一哉！臣既不能出，则虽久留臣，徒负恩眷而终无益也，乞皇上哀怜。”八辞之疏强调自己病得“不能离床第”，说明“虽久留臣，徒负恩眷而终无益”。皇上回复说：“卿所陈奏，朕知道了，病既未愈，宜从容慎加调理，印务着侍郎裴应章暂管，吏部知道。”皇上本次回复稍有新意：“印务着侍郎裴应章暂管。”即准其辞印，算是给吏部尚书增添了个管印助手。皇上给吏部新添了个侍郎裴应章，体力上的辛劳会轻松些，心理上的压力会小一些，他一边遵旨“从容慎加调理”，一边又九上《奏为病势愈加，调理罔效，吁天准放生还事》，其中有云：“夫臣受恩三朝，又蒙皇上特简，至此一无所建明而去，且嗣是无复望见天日之期，则今急于乞去者，岂臣之本心哉？盖命之穷也，病之笃也，大有所不得已焉耳！为是不避烦渎，冒昧恳请，伏乞皇上怜臣不可起之病，察臣不得已之情，即赐放归以终恩眷，则臣此生虽不能报陛下，将世世子孙共祝圣寿于无疆，亦群生不忘覆载之意也，臣无任危迫哀恳之至！”本次上疏先说明了遵旨“调理罔效”的情况，然后再提出九辞的请求，可谓言词恳切，语重心长。皇上回复道：“卿疾既未愈，宜遵前旨从容调理，如何又有此奏汲汲求去？不准辞，吏部知道。”皇上的意思是你既然病尚未好，那就该继续延医服药，京城的条件总比你家穷乡僻壤要好得多吧？说得非常在理。很简单的一件小事，硬生生让君臣俩演成了一部长篇连续剧，已经演了九集，但仍未剧终，于是蔡国珍十上《奏为遵旨调理已久，病转昏惫，恳天放还以终恩眷事》：“伏自遵旨以来，博求医药，从容慎加调理，极欲希万一之效，以求无负天眷，第臣病废两腿，自立夏增剧，徒费医药，竟不见瘥，疼痛烦热，日夜呻吟，不得休息，且病久而气愈竭，衰而病日进，寢食俱废，精神昏耗，百事愆忘，莫知所措，臣自度病惫至此，必不可多望于世，若不吁天乞骸还乡，将无复首邱之幸矣！”蔡国珍十上奏章中说“若不吁天乞骸还乡，将无复首邱之幸”，意思是如果不请求皇上放自己回家，恐怕就不能归葬故土啦！皇上这次不玩了，很快就有了回复：“卿屡奏患疾未愈，情词恳切，准驰驿去，痊可之日，抚按官具奏起用，吏部知道。”皇上终于允准他辞官并“驰驿”回乡养病，即回乡时可享受官府驿站提供的车马，并令江西巡抚、巡按等地方官员待蔡国珍病愈之后要及时奏闻，重新起用，足见明神宗对蔡国珍十分倚重。蔡国珍于73岁时“乘传”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奉化乡石溪，明神宗还特遣御前侍卫郑斌颁赐新钞，在奉新县市乡(今冯川镇)棚口前敕建了一座“三代尚书坊”以示表彰。万历三十四年(1606)，蔡国珍80大寿时，明神宗还特遣中使携带贺礼到石溪祝寿并慰问，足见皇上对他宠爱有加。他家居11年后，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月病逝于石溪，享年84岁。讣闻于朝，明神宗追赠蔡国珍为太子太保，谥恭靖，除按一般的惯例祭奠外，还特别地为他加祭二坛，并且派遣中翰左光斗至奉新石溪谕祭，主持安葬事宜达两月之久。
我们听说过无数辞官的案例，但从未听说过一年之内辞官十次始获准的先例，蔡国珍与明神宗演绎的辞官与留贤的故事，堪称千古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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