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坊古建故事之二：

“进士第”难民曾在这里躲避

甘道友

罗坊历史上的古建“进士第”与“司马第”并排建于潦河岸边。从建造风格和式样以及第宅内部结构来看，两幢古建几乎相近，但“进士第”的建造时间要比“司马第”更晚些，约嘉庆年间，岂今二百年左右。

“进士第”系三幢进，天井也是成“品”字形，建筑面积与“司马第”多了一排边房，后墙的高度却比“司马第”低一些。两古建共一个巷口，巷宽两米，巷深三十米，薄条石铺面，光滑平整；夏天微风轻拂，在巷里乘凉特别舒爽。

两古建共一个巷口，巷宽2米，宽深30米

已90高龄的大姐甘道菊告诉我，解放前我父母从港下村搬到罗坊街上的时候，先居住在“进士第”的边房，后来才到“司马第”对面住。“进士第”这一排边房也曾出租，主要为来罗坊做生意的一些商贩提供住宿方便。大姐说：战乱时，“进士第”是难民的聚散地。不知从那里来的难民蜂拥而至，难民拖儿带女，烂手烂脚，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整个“进士第”都挤满了难民，生活境况凄苦，生存环境恶劣，隔三差四就有一个难民离世。难民死后没有棺木安葬，多般是一床草席包裹，由当地的“八仙”抬到田背的“脑子山”掩埋……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投放细菌，我大姐左手的食指至今还有一个疱块，麻木疼痛，几十年无法消失，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国耻家恨，岂能忘记。

大姐左手的食指至今麻木疼痛……

民国期间，“进士第”因人群来往居住复杂，闲时无所事事的人一度赌博成风。一天，来了几个货客，他们系好船只上岸，在街上一家酒店吃过晚饭后来到“进士第”边房借宿，晚上便和房东们聚在一起推起了“牌九”。不料赌到月落星沉，鸡鸣司晨，这几个货客还沉溺于赌桌，久久不肯收场。当晨曦初露，他们几人擦着充满血丝的眼睛，来到岸边一看，货船不见了……几个货客望着被晨雾笼罩悠悠流淌的潦水，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有老人说过，这条货船是被华林山上的盗匪劫走，船上的货物价值不菲。事件的发生说明当年的治安不严，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沉重的教训告诉人们沉迷赌博总不是好事，不是损财，便是伤身。

边房依旧存在，只是人去房空……

查阅樊明芳老师编著的《罗市文史钩沉》第50页记载：从淳祐十年（1250）至同治七年（1868）进城乡（罗坊）先后考中进士9名，其中有7名是严氏族人，嘉庆年间考中的有严晖吉（嘉庆六年，任职湖南道洲知州）、严拱（嘉庆六年，直隶天津府知府）两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进士第”约建于嘉庆年间，而严晖吉和严拱在嘉庆六年考中进士。那么，建造“进士第”的人就可能在他们两人之间。

古代科举制度考试进级阶位由低至高为：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就进士而言其学历相当现在的博士或教授，其职位而言相当于现在的厅级领导。由此看来，古今的人如出一辙，要想建造一幢大院，要么有官位权势，要么有银子钞票。

“进士第”从外观看没有富丽堂皇的气派，俨然是一幢大的民宅，就宅内的布局结构来看也极为普通，但房间的设计错落有致，空间的利用恰在好处，采光极好，几乎没有“暗室”。由此可见，“进士第”的建造者当年建宅时首先考虑的是实用。所以，“进士第”给人的感觉是紧凑而不失宽敞，简朴而不失典雅。

老罗坊的“进士第”居住的人群都是杂姓，前后进出也较为频繁。到解放后相对稳定居住的家庭有农民刘于志，罗来旺、刘崇元、陈家洗、朱向东，居民陈玉书、陶方盛、张洪志、小老陈、周诚明、阙英榜、严奇美、廖婆婆、克茂公等。到八十年代，老一辈的人基本离开人世，后生代的住户也陆续搬出。

去年冬，有几个“小毛特”进入“进士第”盗挖财宝。“小毛特”以为历史上富庶人家埋下了金银财宝，殊不知这里解放前动荡不安，解放后居住的人群也近乎贫民居多，那有金银财宝下窑，结果“小毛特”两手空空，白费一番心血。如今的“进士第”和“司马第”一样无人居住，已成为政府不允许拆除，但修缮又没有钱的尴尬局面。“进士第”的后院已塌，满目疮痍，杂草丛生，一屋凄凉……

（下篇预告：老罗坊古建故事之三：“包家”三幢进族人考武举。）

甘道友

奉新罗市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曾聘为《中国企业家报》、《法制周报》多家报刊记者。有《那远去的日子》、《长城能推倒吗》、《活在当下》、《尽在语中》、《酒啊，酒》、《广阔天地绽芳华》专著出版。系中国新文学转型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故事协会会员，宜春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