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那远去的学生生活

廖路明

廖路明，1963年10月生于江西省奉新县。1985年8月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经济学博士。曾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正司长级)，中国农业银行董事。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读的小学和初中。在那个国家倡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特殊时期，我小学五年、初中二年就毕了业。和现在正规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相比，那七年的学生生活，不仅学制整整少了两年，而且在教学条件、师资力量、教育理念、同学关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后来读到博士毕业，又经历了高中、大学、研究生等不同的求学阶段，但现在看来，还是初小阶段经历的点点滴滴，最令人感慨和难忘。

校园校舍

我1971年发蒙，在一所村办小学读到三年级。这所学校位于阮家和邓家两个村庄的交界处，或许与学校房产的归属有关，这所学校被称为“邓家小学”。

学校有两处房子，一处为两层的砖瓦结构小楼房，楼上是老师的办公室，楼下是三间教室。另一处是简易的平房，差不多呈四方形，用几根木料做梁柱，撑起一个“人”字形的瓦顶，四面墙壁用木板和竹板做隔断，然后用稻草和田泥混合抹在隔断的墙壁上，整个房子没有一块砖。由于这个地方汛期经常涨水，时间一长，墙壁上离地面较近的泥草就被水冲走了，只剩下竹板。附近的村民不时地把裸露的竹板抽出来拿回家当柴烧，所以这间用作教室的平房四面透风，估计除了牛、马等牲畜外，鸡鸭猫狗等都能进去。有时上课不小心伸一下腿，碰到脚下这些小动物，能把它们惊吓得跳上课桌。夏天还好一点，要是在冬天，凛冽的北风一吹，学生们都冻得瑟瑟发抖。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坐在教室四周的同学不得不往中间位置靠拢，有时甚至只能挤成一团站着听课。记得每天早上扫地擦桌子搞卫生，都要费劲清扫好一会儿。

那时候学生多教室少老师少，常常难以保证每个班有一间自己的教室。有时两个年级的学生要共用一个教室，大家分坐两边，老师给一个年级学生讲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安排自习。由于同坐在一起，作为低年级的学生，等下学期读高年级时，有些课程特别是语文课的内容，已耳熟能详，甚至朗朗上口了。

村办小学前面有一条用于灌溉的沟渠，后面是水田和菜地。沟渠的水清澈见底，能看到小鱼游过。水田里有鳝鱼、泥鳅、蚂蚱和蚂蝗，甚至还有蛇。春暖花开的季节，还能听到蛙声一片，一派田园风光。

三年后我转到大队办的历富中心小学读四至五年级。村办小学和中心小学离我家都大概500米左右的距离，步行不到10分钟。由于小学低年级学生一般就近在村办小学读书，所以中心小学只招收小学高年级学生。大家在村办小学读完三年级后，再统一到中心小学就读，这样中心小学规模就大了许多，校舍也改善了许多。虽然教室仍是平房，但都是砖瓦结构的建筑，教室前还有一排用来遮挡风雨的房檐走廊。特别是每个班开始有一间自己的教室了。窗明桌净，房门还加了锁。我们从此告别了教室“二部制”和风吹雨淋的上课环境。

来到中心小学才第一次接触到篮球。学校的篮球场是沙土质地，篮板下方被踩得凹凸不平。篮板是木质结构，球打在篮板上，要是用力大一点，不仅会有点摇晃，还会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教体育课的老师都不是科班出身的，篮球怎么打，有什么规则要求，都不懂，只知道把球投进篮框就算得分。打球时大家经常是挤成一团，抱成一团，场面极其混乱，动作也很不规范。尽管如此，由于那时学生没什么玩的，篮球就成了我们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1976年我小学毕业后升入初中就读。初中和中心小学在一起，所以这所学校有时又称“历富初级中学”或“历富中小学”。初中的学生不再限于历富大队的生源，附近未开办初中的城下大队和下付大队的学生也在这里上学。由于路途较远，许多家在外地的学生寄宿在学校，初中部还为他们开办了食堂。

总的来说，体育设施是初中和中心小学共用的，不同的是初中有了乒乓球。记得那时校园内有两张乒乓球桌子，一张在室内，案子为木质结构，球网用纱网做的，是标准的乒乓球桌子，只是用得时间长了，桌子上的油漆已经斑驳陆离。另一张桌子在室外，是用砖砌成的水泥台面，球网为用木板做成的可移动的架子。有时网架找不到了，大家就用砖头放在桌案上代替。室内的乒乓球桌子主要是老师或打得特别好的同学使用，他们用的是从文体商店购买的带胶皮的球拍。室外球桌则主要是低年级学生或菜鸟水平的学生使用，他们用的是用木板锯成的五花八门的光面球拍。由于打球的人多，大家往往要排队等好长时间才能轮到抡上几拍。有的学生甚至会牺牲吃饭的时间，来抢占乒乓球案桌打球。

我的老师

我小学时的老师有公办老师，也有民办老师。公办老师就是有国家正式编制，吃商品粮，每月领取财政发放工资的。公办老师大多从地方师范学校毕业，属科班出身。民办老师则主要是当地受过一定教育的回乡知青，一般是初中毕业教高年级小学，小学毕业教一、二年级，他们的家和户口都在农村，吃农村粮，教一天书挣10个工分（好像男女老师还有别），白天在学校上课，课余时间还要兼顾家里的农活。小学老师中，公办老师较少，大部分是民办老师。

村办小学老师人手较紧，有的老师除教语文、算术等主科外，还要兼顾教常识、音乐、劳动、美术、体育等副科。

民办老师虽非科班出身，但许多人都挺认真负责的。记得那时有写字课，就是写毛笔字。有的同学用的是临摹作业本，上面印有红字，学生用毛笔蘸墨水填涂练习。我父亲毛笔字写得好，为了省钱，他自己给我写字帖临摹，一般是四个字的成语为一句，如四海为家、东施效颦、对牛弹琴等。有一天我写字作业本发下来时，教语文的易先英老师找到我，说临摹本里“虐待俘虏”这四个字用词不妥。我回家后把易老师的意见反馈给我父亲，父亲说：“你的老师说得对。”

在村办小学教我算术的是闵彩花老师。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就是有些性格。她对表现好、学习好的学生永远是微笑的，有时还会亲切地摸摸这些学生的头，以示肯定。我是学习委员，成绩好，对此感受颇深。对学习不好的学生，闵老师有时会发脾气。1974年底，人民日报刊发北京中关村一小学生黄帅的公开信后，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在我们村办小学，这个活动就表现在动员学生给老师提意见。其实，反潮流、师道尊严的内涵对我们七八岁的农村小学生来说，哪里理解得了，概念全都是懵懵懂懂的。我们都说没意见。老师说没意见不行，过不了关，硬逼着我们提。后来实在拗不过，有的学生说，“闵老师，要是学习成绩不好，您能不能不生气，不发脾气。”闵老师非常客气地说，1“孩子们，你们的意见提得对，我以后尽量不发火。”

初中老师里，除少数来自上海等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外，基本都是公办老师，民办老师极少。和小学相比，初中老师的学历普遍较高，大部分老师是地方师范学校、师范专科或师范学院毕业，个别还是名牌大学毕业。

教我们数学的余茂统老师个子不高，教学之余喜欢打篮球，但他最喜欢的是打乒乓球，经常能从球桌底下拉出很转的上旋球。他讲课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特别是教珠算时，能把诸如“二一添作五”的话音拖得很悠长，以至于教室外都余音袅袅，附近劳作的百姓都知道，这是余老师在上课。

教物理的是詹美满老师，他可是响当当的南京大学毕业生。詹老师是本地人，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虽然是公办老师，课余不用参加生产队劳动，但他经常下地种菜，我们有时会看见他挑着水桶去浇地。估计他在家经常做家务——上课时，他衣服上的油渍还清晰可见。记得詹老师在教浮力原理时，首先脱开课本，给我们讲了曹冲称象的故事，非常形象，感受深刻。

教化学的是刘起楠老师，他高高的个子，家好像在县城。我有次上山砍柴向他请假的事，至今难忘。那时没有煤气，老百姓做饭都是烧柴火，家里砍柴任务很重。有一天我父亲要带我一起上山去砍柴，就拿着我挑柴用的扁担去学校找我。虽然刘老师不是我的班主任，但砍柴的时间刚好耽误了刘老师的化学课。见到我父亲直接带着砍柴的工具来向他告假，他一开始愣了一下，然后苦笑着说，“老廖，去砍柴的东西都直接带来了，您说这个假是准还是不准呢，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父亲做了一点解释，说如请假后再回家取东西，时间就来不及了。尽管无奈，刘老师最后还是准了我的假。

我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刘琴爱老师。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学校将学生组织在礼堂一起开大会悼念。考虑到刘老师是学校所有人中唯一一个见过毛主席的人(应该是红卫兵到北京串联时，在天安门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学校安排她在悼念会上谈感受。讲的具体内容已记不确切了，印象中她讲着讲着，声泪俱下地哭了。

教学普通话

当时读书特别是读小学时，遇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困难是教学普通话。我的小学老师中，只有少数公办老师会说一点普通话，现在看来也是不够标准的所谓“江普”(江西人说的普通话的简称)。民办老师都是本地人，最高学历是高中，更多的是初中甚至小学文化。那个时候全社会人员流动少，除了通过收听广播电台和看电影外，就没有更多接触普通话的机会。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习惯说本地方言，甚至对说普通话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记得那个时候，要是有谁特别是本地人在百姓面前说几句普通话，很容易形成与群众格格不入的氛围，有人马上就会议论，说谁谁谁在给我们打官腔。所以那时很难有说普通话的社会环境。记得有少数几位老师也曾努力试着用普通话教学，由于发音很不标准，学生反而听不懂了，结果只能放弃，没办法还是只能改用本地方言教学。

由于从小没有受过严格的普通话训练，我的普通话在上大学前一直很不标准。1981年我参加高考时用的是全国语文卷，第一道题就是3个分值的拼音组词，要求用汉语拼音把“哄”字的三个不同读音拼出来，还特别要求必须标出声调符号。这样的试题对我们南方人特别是农村考生来说，要想全取3分难度是很大的。估计我能得1分就不错了。

记得刚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对一位南昌的同学说“你deng下来”。她蒙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说的是“你蹲(dun)下来”的意思。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语言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工作、生活和学习都是讲标准的普通话，从此我的普通话发音比在江西上大学时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例如能区分“津”和“京”，“陈”和“程”的读音差别了。尽管如此，有的字的发音仍时不时被我在北京长大的儿子纠正。

勤工俭学

过去初中、小学的学生生活中，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勤工俭学理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指学校组织的或学生个人从事的有酬劳动，用以助学，在美国和日本称之为“工作助学”。那时我们国家倡导勤工俭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多少报酬，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学生出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问题，解决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用过去的提法，就是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劳动者。

从上村办小学的第一天起，学校就安排有劳动课。印象中在村办小学北面约1公里的地方，老师找了一块约1分(十分之一亩)的旱地，让我们上劳动课时在那里种红薯。当然劳动课的内容也多种多样，有时会安排我们去田里拾稻穗，或者配合和协助村民干一些辅助性的农活，例如拾粪、锄草等。上中心小学和初中后，勤工俭学改成了上工地修水利、上山植树造林，或者割稻子、插秧、挑河沙、捡石子等。这些劳动或许有些报酬，但我们学生概不经手，均由学校统一安排，顶多有时管学生吃顿饭。

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发行了一部与勤工俭学有关的影片《决裂》。这部影片反映的问题中，有一个就是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学校专门组织我们学生步行到县电影院观看了该影片。那时候学生没什么文化底蕴，更谈不上能独立思考，只能是被动地跟着影片的主题思想走，反正看得我们热血沸腾，认为反映的主题是正确的，更加激发了大家参加勤工俭学的积极性。可想而知，这部影片对当时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勤工俭学的初衷是对学生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培养劳动观点和态度，养成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等思想作风，并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掌握一定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这个初衷对城里的学生来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对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学生来说，作用就没那么大。我们缺的是知识，是现代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当时勤工俭学存在“一刀切”的问题，针对性不强。

其实现在看来，有些事情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去是过于重视勤工俭学，过于夸大勤工俭学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课的学习，以至于当时初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甚至还不如现在的小学生。现在又是片面强调文化课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劳动实践课的锻炼，以至于许多学生动手能力差，甚至不会做家务或不愿做家务，对社会生产和校园外的世界所知甚少。两个极端都要避免。

家庭出身

解放前我爷爷一辈靠辛勤劳动和省吃俭用，积攒下了一点田产，解放初土改时因此将我家的成分划为了“地主”。没想到这一结果在我的求学路上多次给我带来了辛酸。

在村办小学读二年级时，由于表现好，学习成绩好，期末我被评为“三好学生”。不过班主任说，这是初评，还要上报到中心小学去政审。过了几天，班主任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我的“三好学生”资格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通过审查。我一路哭着回家告诉我父亲这个消息，他十分震惊和生气，表示要给教育部写信反映，说几岁的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新社会，能有啥错！我母亲胆小，说算了，别再惹麻烦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逐渐重视文化教育了。1977年上半年，也就是我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学校宣布了一个政策：期末考试语文数学政治三门主科，单科成绩80分以上、平均成绩85分以上的学生，下学期(即读初二年级)来报到时，可免交学费。

如果拿现在孩子读书的标准来衡量，按理说学校这个成绩要求并不高。只是那个年代没有高考这个指挥棒，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没几个愿意读书的，都想着读几年书后去学一门手艺或回家种田。由于家庭成分这一“紧箍咒”，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好好读书，以优异的成绩来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和肯定，以此来对冲心中的压力。所以我从小就一心一意埋头刻苦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期末考试成绩揭晓了，学校初一全年级只有两名学生获得了免交学费的奖励，果不其然，我是其中之一。放学后，我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欣慰的笑容。

暑假结束，开学报到，我向班主任徐长亭老师交上了假期作业。在我转身离去时，徐老师叫住了我，说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我家出身不好，不能免学费。这几句话惊得我目瞪口呆！虽然仅仅是2.5元的学费，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歧视和差别对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将此情况告诉父亲时，他脸色涨得通红，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转身默默地拭去眼中的泪水。

虽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家庭出身是个事儿，但绝大部分普通老师并不将此作为评判学生好差的标准。记得上村办小学发蒙的第一天，按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填一张表，其中有一栏是家庭成分。我怯于填写这一栏，便告诉班主任易先英老师，说我不知道。易老师说不知道那就不填。易老师和我同村，我家的情况她一清二楚。她知道我当时的心理，但看破不说破，还给了我一个大台阶下。易老师，我心中永远的恩师！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有时会在睡梦中被别人追问我的家庭出身，每次我都会从噩梦中惊醒。在我内心深处，这已经成了一道我永远都迈不过去的坎！

同学同窗

我在村办小学的同学主要来自附近的三、四个村庄，中心小学的同学则来自历富大队的各生产队。初中的同学除来自本大队外，还有来自附近未开办初中的城下大队和下付大队。同学中偶尔会有来自城里的吃商品粮的孩子，他们主要是随教书的父亲或母亲来和我们一起就读的，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孩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还未实行义务教育历法，加上“读书无用”的风气盛行，孩子是否上学或上几年学并无强制要求，因此我同学中因各种原因辍学的情况十分普遍。有一个同村的小学同学，我对她印象深刻，是因为她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她小学毕业后，就被父母拉回家照顾更年幼的弟妹，同时还要全日制地出工干农活，挣工分，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参加高考的1981年，就听说她已嫁为人妇，那年她刚好18岁。四十岁左右，又听说她有了第三代。现在是否已四代同堂，不得而知。我同学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那时粮食紧张，很多家庭吃饱饭都成问题。我的同学大多骨瘦如柴，营养不良。尽管如此，同学之间有时也会互相帮助。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个同学是我们生产队队长的儿子，他家里人口少，经济条件相对好点，至少能吃饱肚子。有一天，他来和我商量，说他不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不好，很多家庭作业不会做，看我吃不饱，便提议，他学习中有不懂的地方我多帮帮他，作为酬谢，他每天带一荷包红薯片或爆米花糖给我吃。就这样，我认认真真地给他解答学习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他每天或多或少地给我带一些吃的东西来。

初中毕业时，我们同学中最大的年龄一般不会超过16周岁。上学期间，我们不仅要完成学业，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课余时间还要参加所在生产队的劳动，同时要帮助家里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我的同学都是从7岁开始给生产队干活，从一天挣1.5个工分干起。到初中毕业时，我干一天农活已能挣7个工分了。星期天和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帮家里挣工分，因为有工分就会有收入，尽管那时10个工分的收入只有从几分到几角钱不等。由于干农活经常要肩挑背扛，加上吃不饱饭，和城里的孩子相比，我同学的身高普遍要矮半个头。

传统和保守是那个时期男女同学相处的基本特征。男女同学之间基本不怎么说话，不怎么来往。要是哪个男女同学被人见到多说了几句话，马上就会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说谁谁谁喜欢上谁了。当事同学知道后会羞得满脸通红，甚至会气得哭鼻子。我同学知道我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同学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总是时不时把我俩拴在一起开玩笑。有次他们问我是否喜欢那位女同学。我不好说不喜欢，也不好说喜欢，就随口说“不知道”，结果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说“不知道”那就是“喜欢”，弄得我俩相处长时间彼此都很紧张。其实现在想来，这些也就是同学之间瞎起个哄而已。

老师为了维护课堂纪律，避免学生上课时交头接耳，在排座位时，会特意让男女学生同坐一桌。有时同桌的同学闹了矛盾，调皮的同学特别是男同学就用笔甚至小刀在课桌上面刻划出一条“楚河汉界”线，不许同桌越过。同桌之间常常会因此闹别扭。

非常庆幸的是，我的同学们并没有因我的家庭出身而对我另眼相看。在我偶尔遭到不公平对待时，许多同学还给了我暖心的宽慰。我经常被同学们推举为班干部，期末也经常被大家推荐为“三好学生”，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在那个特殊时期，能否完全融入同学这个集体，能否被同学这个集体所接纳，对我来说是十分敏感的。

1978年县城的初中学校由两年制改为了三年制，当年没有初中毕业的生源升入高中，这样县一中高中新生实行了全县统一选拔招考。历富初中有20位左右同学考入了县一中。这些同学经过刻苦学习，高中毕业时大部分考入了大中专院校。近年来和小学、初中同学见面时，发现无论是考取高中的还是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各有所成。

从1978年我初中毕业算起，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7年的小学、初中生活，有痛苦辛酸的记忆，但更多的是幸福快乐的时光。感谢那些默默奉献，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老师们，感谢那些纯朴厚道、平等相待的同学们！我们相互陪伴，共同走过了那不平凡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