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常俊(1830-1890)，字用章，号甸方，甘春谷之孙、甘半窗之子，祖籍法城乡(今属会埠镇)水口，道光十年(1830)二月二十九日卯时出生于县市乡(今冯川镇)下坊甘家巷。同治版《奉新县志》卷8·人物“同治十年辛未梁耀枢榜”进士第52页载：

“甘常俊，字用章，号甸方，法城乡人。大挑二等，会试登第，瑰官吏部稽勋兼文选司主事。”

同治版县志刊印于同治十年(1871)，甘常俊于该年登进士第，列县志卷8人物·进士最后一名，足见其十分幸运，因为此后至民国年间再未修志，登第者亦未见有官方史籍记载。虽然如此，然县志所载仅限于当时已知的姓名、字号、乡籍、官职等信息，显然是不完善的。

笔者心有未甘，于是找到了民国甲寅(1914)版《奉新甘氏增修家谱》，亦未见有人物传记，但在卷9墓志铭第29页却找到一篇邓镜蓉撰写的《清诰授奉政大夫、覃恩晋阶朝议大夫、同知衔福建永安县知县、调补福安、署理候官县事甘公墓志铭》，从标题一大串的官职名称就能看出：此人的仕途经历并不简单，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位“甘公”就是甘常俊，我喜出望外，于是便有了下文。

先看作者署名：“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花翎二品衔、江西通省督粮道、兼巡南抚建地方加四级、随带加五级、前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年愚弟邓镜蓉顿首拜撰。”查邓镜蓉可知，他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江西按察使司等职，晚年曾任广雅书院山长，是粤中著名金石学家，系甘常俊殿试同年。可见作者身份、与墓主关系均非同一般。再看正文开篇点题：

“吏治自古所重，亦自古所难。乃世有其人，又不获久居其位以大展其才，遂令赍志以殁，怆然动行路之咨嗟，若奉新甘公甸方者，其可慨也已！”

文章由甘常俊“赍志以殁”，未能“久居其位以大展其才”开篇，令人“怆然动行路之咨嗟”，由人及己，感叹世路难行，人生苦短。这是墓志铭开篇的常用方式，然后再追述墓主的生平事迹。作者先回忆墓主少年时力学敦行和成年后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

“公幼而岐嶷，力学敦行，事父母以孝闻。弱冠补弟子员，文名藉甚。中同治壬戌恩科举人，辛未成进士。”

由此可知，甘常俊于道光三十年(1850)中秀才，同治元年(1862)乡试中举人，大挑二等。同治十年(1871)会试，登梁耀枢榜进士第，列2甲第110名。由秀才到举人，间隔12年；由举人到进士，间隔9年；他登进士第时已经41岁，其中落第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走科举之路，其中坎坷不言而喻，这便是无数士子的人生之路。

皇天不负苦心人，甘常俊登第后，他被皇上任命为吏部稽勋司兼文选司主事，是吏部的一名中层干部。他特别注重“振拔人才”，其间曾经担任顺天府乡试受卷官，以往凡是有一点点笔误犯规者都会被打掉，甘常俊深知士子寒窗苦读之苦，发现有这些小毛病的，他都“曲全之”，正是因为他的包容，很多优秀的士子都得以脱颖而出。

他在吏部任职期间，勤勉供职，朝夕不辍，本当提拔重用，然因资历尚浅，人微言轻，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往往也得不到采纳，想到在吏部也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他按惯例向朝廷提出了外任知县的请求，得到了皇上的允准，他被选授福建省延平府永安县知县。

永安县一向以“俗悍难治”而出名，甘常俊到任以后，他捐俸禄修葺学校，让士子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场所，缘人心向化，民风大为好转。他坚持廉洁从政，多方减轻百姓负担，受到全县百姓爱戴。他对待百姓靠的不是刑法的威严，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一位长者控告儿媳忤逆不孝，他对儿媳并未用刑，只是耐心反复地进行训诫，儿媳最终感泣，表示定会改过自新，孝敬公婆。此即“公为治不尚刑威”“宽以济猛”之一例。三年任职期满，甘常俊考绩优等，因此受到皇上嘉奖。

甘常俊因在永安知县任上政绩优秀，被调补福宁府福安县知县。不久又调福州府侯官县知县。侯官县为福建省会所在地，是事务最为繁重的县。甘常俊下车伊始，适值童生岁试，他秉公校阅，绝不徇私舞弊，士子们一致称颂，无不服其公正平允。

甘常俊在关心侯官县民生疾苦方面，就像在永安知县任上一样，但工作量比永安县要翻倍，因此特别辛劳。到任快满一年时，就达到了“政平讼理”的效果。甘常俊“为民除害又未尝稍为姑息”。他在侯官任上时，访获了一名专门靠帮助别人打官司而发财的讼棍，他吃了原告吃被告，谁给的钱多则帮谁，完全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甘常俊依法对他严惩不贷，此即“猛以济宽”之一例。

正当侯官县各项治理都走上了正轨时，于是他提出了要整顿侯官县商界钱法乱象的改革措施。有一名奸商获悉后，因畏罪而立即席卷潜逃。有些无业游民见业主外逃，便乘机将其财物占为己有。负责治安的典史立即命捕快缉拿了十几人到案，福建提刑按察使和相关官员一致主张要依法严惩。甘常俊提审之后，发现十几人没有一人是主犯，且都是听说后跟风前往的贫苦百姓，因此打算从轻发落，但上级官员坚决不同意，双方因此发生争执。甘常俊最终因未听从上级官员的意见而被停职，有人为他鸣不平，他却说：“吾不忍杀人以利己，为民受过，固所愿也，何辨为？”

甘常俊在侯官赋闲三年，貌似较前悠闲自在，但内心实则痛苦不堪。正在此时，次子学濂由奉新前往福建探望父亲，不料却因意外死在一个叫沪上的地方。甘常俊既抱丧子之痛，又触发积劳旧病，身体渐渐不支。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初十日酉时，甘常俊病逝于侯官，享年61岁。

甘常俊病逝之后，身后萧然，他妻子竟然拿不出钱来办丧事。门下弟子听说后，聚在一起商量说：“我辈受公培植恩，当思所以报之，毋令人谓廉吏不可为也。”大家纷纷凑些银两，才把恩师的遗体运回奉新归葬。

作者在墓志铭中最后补充并评价说：“呜呼！观于士之所以报公而公之施于士者，可知矣！公为治不尚刑威，而为民除害又未尝稍为姑息……猛以济宽，所谓古之遗爱者非耶？……去任之日，两邑士民或歌颂以志弗谖，或愤惋以鸣不平者又甚众，以不胜书，姑略不著。” 邓镜蓉撰写的铭文云：

“如公设施，竟止于斯。谁实为之？㧕亦数奇。毋曰民蚩，有口皆碑。片石永垂，来许昭兹。”

甘常俊娶邓氏，封恭人，生怡道(早夭)、学濂(先公数月卒)、学盘3子3女，卒时已有2孙3孙女绕于膝下。此即甘常俊的悲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