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公元 1976年(农历丙辰龙年)，是中国人民很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然后又是粉碎四人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斑斓历史的年代里，像1976年这样巨变的年份，是非常罕见的。

在这一年里，我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准备下放的我，迎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根据现在新的政策，多子女家庭可以有一个留城指标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当时我三个哥哥都下放在罗坊青年林场(二哥三哥是父母回城后从兰家生产队转过去的)，弟妹还小，这个指标便幸运地落在了我头上，避免了很多现实生活中适龄子女多而不知给谁的矛盾尴尬。这一年也是我家的幸福欢乐年，2月10日，大年刚过不久，侄子春勇降生了，给龙年添上了浓浓的喜庆。

四月初，我和街上的几位留城待业青年接到通知，要我们去县商业局开会，确定分配工作事宜。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终于可以不用下放了，而我是随父母下放农村多年，不久才回城的啊，也算是个“老知青”了。

坦白的说，在这之前，我连奉新都很少去过，到了县城，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竟有点陈奂生上城的感觉，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商业局后面有个灯光篮球场，当时第一次看到感到很时髦，还有那个开会的大礼堂，也觉得很大很漂亮。

奉新老县城

到商业局开会，其实就是学习，接受基础教育，有点类似现在的岗前培训。当时的商业局副局长孙世文(人称孙胖子)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祝贺我们与会青年即将参加工作，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在等待着我们，并且说到在这些工作单位中，有全民大集体之分，有的进入全民单位，有的进入大集体单位。我之前就得到通知，我进入的是大集体单位。听说没有全民单位好，因为全民单位就是国营单位。但在当时，有个工作就不错，也就管不得这些了。

孙局长大概也看出了我们大集体单位工作的青年些许落寞，给我们鼓励说：全民单位和大集体单位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进入全民单位的，不要骄傲，进入大集体单位的，不要泄气，你们都是未来国家的主人和新生力量。

孙局长的讲话给了我们与会青年极大的鼓舞，我们心情激动，暗暗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来，毕竟年轻人的梦想大多是绚丽多彩的。与会青年杨书文还代表我们大家上台发言，表达了我们全体青年的心声。晚上，局里还放映了电影《春苗》招待我们。

电影《春苗》

会议期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当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局里及时组织我们学习批判，记得当时县委聂书记的夫人，好像姓周，她也是商业局干部，她带领我们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给我们念报纸，大意是：一伙反革命暴徒，打着纪念周总理的幌子，在天安门广场寻衅闹事。他们打砸抢烧，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革命口号，什么：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什么：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什么：秦始皇的朝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等等等等。

当时听到这些“反革命言论”，我们也是义愤填膺，觉得这伙暴徒太嚣张了，但事后静心想想：又隐隐觉得，他们说的似乎有些道理，毕竟文革十年，在全国人民心里埋下了巨大的怨恨种子。不过那时，我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还是心情愉快，因为马上就要奔赴工作岗位了。

4月7日散会，局里给我们开好了工作介绍信，我和两位女青年钟金莲，罗炳英被分配到甘坊合作商店。

4月11日报到上班，并说明奉新学习期间车票，住宿费，上班报到车票都可以报销，这又让我兴奋了好一阵，终于觉得自己好像也是公家人了。

第一次去甘坊上班，是大哥亲自送我的，感觉很温暖。那山区的美景也令我惊艳不已。此时正是春深季节，山峦青翠欲滴，那崎岖的山区公路，也是第一次所见，坐在班车上透过玻璃窗，那路边的电线杆，仿佛一会儿从天上掉下来，一会儿又从谷底去升到天上去，一会儿又转圈似的，跃到了身后，总之，很是新鲜刺激。

汽车快到甘坊时，路过一座宝塔，大哥说它叫青云塔。我心情激动，竟然冒出几句顺口溜：踏上班车往西开，无边苍翠扑胸怀。乘风直上青云去，又是一个新世界。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可笑。

甘坊青云塔

到甘坊我并没有进合作商店报到，而是先暂住在甘坊供销社办公室的一间客房，那时各地正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供销社领导要我写一篇批判稿，我一挥而就，并贴到了饭店楼上的会议室墙上。

过了几天，供销社领导把我分配到横桥商店上班。业务主任刘高恩亲自带我去报到，虽然地处乡下，却是国营分店，我到横桥是借用的，那个时期，我们作为新生力量，在单位还是頗受重用的。

横桥商店地处横桥竹木检查站马路斜对面的一条老街上，是一幢老房子。店里仅三个人：经理帅玉理主管百货布匹，师傅黄泽平主管生资收购，另一个老师傅（名字忘了）主管南货，他大概患有支气管炎疾病，整天气喘吁吁的。我去后便接手南货，他便离开，好像是退休了。

我接手南货个把月，又从西塔调来一位老师傅彭宝贤，接手了我的南货，我还以为增加了一个人，原来是黄泽平师傅要上调甘坊，他后来担任供销社副主任，于是我又接手了生资收购。

我们还是三个人：经理帅玉理是个转业军人（他后来调甘坊供销社任主任，再调县石油公司，现已退休），大约三四十岁年纪，为人正直热情风趣，他家在甘坊，有几个小孩，夫人胡美媛饭店旅社部上班，工作认真热情负责，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新调来的老师傅彭宝贤，在西塔工作几十年都是卖南货，很有经验，他有一句经典名言：我在西塔百丈工作几十年，从来没差过一分钱。老师傅工作认真的敬业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初到横桥，几天的新鲜劲一过，我是特别的不习惯，毕竟身处乡下又初次离家，心情不是很好。帅经理便主动找我谈心，他说很理解我初次离家的不习惯，说在家里说不定还是个娃娃呢，后来说人要成长，谈革命工作的重要性，年轻人要吃得苦，还要耐得住寂寞，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听着领导亲切的话语，我很感动，那时我正看一本马烽的小说，他看看封面，说你还喜欢看小说呢，《我的第一个上级》，不错！我红着脸对帅经理说：您也是我的第一个上级。帅经理望着我，笑了。在他的教导下，我也渐渐的调整好了心态，积极的工作了。感觉那个年代领导干部真的很好，待人特真诚。

9月9日，平地一声惊雷：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听到消息，我们都非常的震惊悲痛，仿佛天塌下来了一般，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深切哀悼和崇敬，帅经理带领我们晚上值班不睡觉，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甘坊公社的领导同志也十分重视，还派当时的武装部长彭水金到我们商店检查督导，这位可亲可敬的彭部长后来在一次民兵训练中，手榴弹爆炸，不幸英勇牺牲。

后来几夜，我们还在煤油灯下认真学习报纸上的悼念文章，在隔壁的仓库还设立了一个悼念点，北京开追悼会的那天，很多当地社员也在我们那个仓库进行了悼念活动。

10月6日，又从北京传来特大喜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喜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为了及时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分享全国人民的快乐。甘坊社领导特意打电话通知我们：供销社新进来一批收音机（那时收音机也是时髦紧俏货），要我们立即进货，于是，我们进了十几台收音机，并开了一台专门播放新闻娱乐节目，并向广大顾客推销收音机，那时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配合宣传活动。

有了收音机，我们这个平时寂静的山区小店顿时热闹起来，生意也兴隆了，不时有附近顾客或邻居跑来听收音机，那时听得最多的是李光羲的《祝酒歌》，还有马季姜昆唐杰忠李文华的等的相声节目，如：《帽子工厂》，《白骨精现形记》等。

这就是我的1976，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更是全国人民朝气蓬勃，发奋图强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宏伟蓝图，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今年又逢龙年，回顾48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以电话为例，从过去的手摇电话要总机转接，到今天几乎人手一部的互联网手机，今后还将出现AI人工智能机器人，我们都享受到了或即将见证享受。48年来，我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一个退休的幸福老人，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这代人是最幸福的。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1976年。

作者简介

杨四保

1958年5月出生，奉新罗坊人。爱好文学，有作品见诸报刊、网络平台。现居珠海，系奉新县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