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新灵芝史话

樊明芳

灵芝，本为灵芝科、灵芝属真菌，实体多为一年生，少数为多年生，菌盖半圆形或肾形，表面红褐或紫褐色，有漆状光泽。菌柄紫红褐色，有光泽。生于山地枯树根或立木、倒木上，也可人工培养。具有补气安神、养肺益气、理气化淤、滋肝健脾之功效。

（野生灵芝图片）

灵芝，作为一种名贵中药材，自有其特殊的药用价值，但它在我国古代却是一种祥瑞的象征。但凡生长灵芝之地即被视为风水宝地，该地将有祥瑞之事发生，如诞生奇异人物、士子科举高中等，因其罕见，故古人多将其载入邑乘族谱。明朝时，县城徐鋑家之屋柱先后三次生长灵芝。同治版《奉新县志》卷16·祥异第5至6页载：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大水，市民徐鋑家屋柱上产芝菌，稍向北，色黄，初生时有气状如炉烟之袅，渐成六层。”“(宏治)三年庚戌，徐鋑家屋柱复产灵芝，如成化年间状”。“(宏治)六年癸丑，徐鋑家又产灵芝，色红，亦渐长六层，烂然可爱，初生亦如成化年间状。”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县市乡(今冯川镇)徐鋑家的屋柱上长了一颗黄色灵芝，刚长出时呈祥云状，叠成六层，此事竟被载入县志，足见屋柱长灵芝乃为罕见之奇特事。此后又分别于弘治三年(1490)和弘治六年(1493)长出灵芝。仙草竟然三次独钟情于徐鋑一家，这难道不是祥瑞之兆之么？西门徐氏乃县城四大家族之首，其族内祥瑞之事层见错出，究不知何事为产芝所兆。同治版《奉新县志》卷16·祥异第6页载：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生员余栩家砌石上产灵芝，长五层(同上)”

嘉靖二十五年(1546)丙午，秀才余栩家门口的砌石上也长出了灵芝，但只有五层，层次上少逊于徐鋑家之六层。窃以为砌石上断然长不出灵芝，盖砌石之下预埋有木头耳，至于余栩家有何祥瑞之事亦无从查考。

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奉新县丞厅事(粮署)右边的古木生灵芝二，亦奇事也。同治版《奉新县志》卷16·祥异第9页载有李鹏元《奉新丞厅双芝记》，李鹏元，湖南醴陵人。嘉庆五年(1800)以荫生任奉新县丞，后调武宁县丞。他所撰记文云：

“嘉庆癸酉仲冬之月，瑞雪降庭，厅事右古木生灵芝二，质若凝脂，穉黄纤白，其气氤氲，非华非实。及其长也，阔尺有咫，中厚数寸，边有轮郭，云盘层叠，若两翅轩轾颉颉，洁而腻，泽而坚，宝盖鳞簇油油然，饱经霜露，既历三秋，方兴未艾也。”

“客曰：‘嘻！是瑞草也！非君善政，何以召之？君莅兹土越十七年矣，视民耆老，犹吾耇长也；视民少壮，犹吾子弟也；视民孤独，犹吾兄弟之无告也；民有善，君嘉之；民有不善，君教之；古所称爱民如子者，岂过是乎？故虐民，则报及于嗣；爱民，则善延于世。此其间有天焉？非人力可强而为也。昔罗君致仕而兰生于阶，德之感也。谢子多佳，而芝生于庭，福之兆也。意者秀草之生，亦祥和之气所感召而致之者，与君之德，足以致之。君之才，盍从而志之？’”

“予曰：‘呜呼！予何德哉？且瑞应之兴，上昭圣泽，下兆休征，予何敢有也？’客又曰：‘灵瑞之物当不虚生，君即不自有，亦盍书之，以为后来君子居是官者劝？’予曰：‘诺。’因详其物之异与客之言，而题之于厅壁。是为记。”

县丞厅事古木生灵芝，人们均认为是县丞在奉新任职17年爱民如子之善政所致。文章通过“客曰”揭示了粮署厅事古木生芝之原因，尽管作者自谦不认，但他还将此祥瑞奇事记录下来，作为对后来“居是官者”的勉励。

（人工种植灵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奉化乡(今上富镇)石溪围桃源黄氏宗祠庭柱长出灵芝，时桃源黄氏文学堂(义塾)正设于黄氏宗祠内，县志、族谱均有记录。石溪举人蔡心泰为撰《世德堂柱上灵芝序》，其中有云：

“夫以水源木本之地为钟灵毓秀之区，厚酝酿于太和，播馨香于明德，他日黄氏子弟班侪玉笋，宴列琼林，可以今日柱上之芝卜之。即观今日联芳竞秀，森立庭阶，醇谨者以孝弟为瑞，聪明者以文章为瑞，信乎芝草之生非偶然也。”

“芝倚柱而生，状如盘之半，厚约二寸，广约四寸，其轮之环转者七，大小鳞次烂若云灿，若花蟠，若蜿蜒之龙，其色黄表素里，其表里之交青赤，黑紫成文而不乱，尤为精于绘事者所不能到，谨序之以俟纪休祥者采焉。”

上文收入民国二十四年桃源《黄氏族谱》卷1，作者蔡心泰，同治版《奉新县志》卷9“道光二十年庚子”举人第44页有传云：

“蔡心泰，字阶蓂，号子安，奉化乡人。幼颖异，九岁从祖读五经四子书，皆成诵。年十五补邑诸生，工制艺。家故贫，馆俸无苟取，丧妻三十年无力再娶。”

举人蔡心泰认为，黄氏宗祠生长灵芝，黄氏子弟今日已是“联芳竞秀，森立庭阶”，他日必然“班侪玉笋，宴列琼林”。他在文末有七律诗咏此事云：

“盘盘已是栋梁材，吐气还为瑞草魁。欲向庙中光俎豆，顿从空际拥楼台。朝云乍逐龙鳞动，夜月遥分桂影来。寄语熏香佳士伴，彼苍一例好栽培。”

（桃源黄氏宗祠）

诗歌盛赞桃源黄氏人才辈出，对黄氏一族预示了美好的前景。尾联对在义塾任教的“熏香佳士”好友刘睡庵先生也提出了务必要“一例好栽培”的希望。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同安乡(今赤岸镇沿里村)兴贤书院的一根古木上也长出了灵芝数本。同治版《奉新县志》卷16·祥异第10页载；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同安乡兴贤书院产芝数本，紫、黄二色。”

同安乡的兴贤书院位于甘竹西房前，始创于南宋，重修于道光壬寅年(1842)。书院创办人胡价(？-1224)，讳彦谦，字集益，号仲藩，胡直孺孙。进士及第，初主桃源簿，后调长沙教官，摄令辰溪，擢守泰安。《江西通志》有传。书院重修者胡秉忠(1796-1872)，行亨四，字荩臣，小字少庭，派名懋忠。胡氏族谱载：

“道光丙申年，许宗师科入邑庠生，庚子初增广生，本年及癸酉年两科备荐，同治甲子科呈荐。咸丰丁巳年奉办团练，道宪吴坤修准赏给军功六品衔。乙丑年由本邑团局捐授贡生。道光己亥年与八修族谱首事。壬寅年倡首督修本乡兴贤书院。”

由此可知，胡秉忠于道光壬寅年(1842)重修兴贤书院，两年后书院即长了灵芝，无疑预兆着华林胡氏子弟将要人才辈出，再创华林胡氏辉煌。

南乡(今赤田镇)高岗村原名芝山，也是因为长了灵芝仙草而得名。《许氏族志》载《高岗基址图识》云：

“去邑治之东二十里，发脉于陶仙峰，分支于顺应庙，自是为书院山，为筀竹山，为大山，递相起伏。突起高岗遥望焉，西山耸其东北，华林峙其西南，近而狮山列左，猛山居右，前有桐湖诸水潆洄，后有灵陂清流映带，水绕山环，颇称名胜。且秀峰之下，距基址数十武曾产灵芝，是为芝山，支祖省庵公见而异之，遂命基祖修斋公兄弟卜筑于此。诗曰：‘凤凰鸣矣，于彼高岗。’予基之名高岗，先人之寄意或者其在斯乎！”

（野生多层灵芝）

因为秀峰之下曾产灵芝，故得名芝山；因许氏支祖“省庵公见而异之，遂命基祖修斋公兄弟卜筑于此”，许氏支祖正是因为此地长了灵芝，是一处风水宝地，故命其三子自大泽村(今罗塘)徙居于此；又因为《诗经》中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岗”的说法，于是将此地更名高岗。许氏徙居之后，高岗许氏后裔人才辈出，翰林学士许振礽和广东巡抚许振祎兄弟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道光末年(1850)，许振祎父亲许献琛居所又长出了紫芝数本，恩师曾国藩听说后，集苏轼诗句为楹联书赠许父云：“玉芝紫笋生无数，凤雏骥子日相高。”同治十二年(1873)，许振祎为了奉养父亲和自己致仕后乡居养老，便委托门生孔继昌在高岗购地十笏，引山泉为池，建造水榭亭台，取曾国藩集苏句书赠楹联之意，将该园林命名为“玉芝园”。陕西城固县学教谕姚劭諴《玉芝园记》云：

“闻公家居芝山下，当道光季年，所居室内产紫芝数十本，故湘乡曾相国集苏句为楹联，赠太翁有云：‘玉芝紫笋生无数，凤雏骥子日相高。’盖美太翁之德，而誉昆季之贤如此。考《孝经援神契》称：‘德至于草木则芝生。’又云：‘善养老则芝茂。’《瑞应记》以为食芝则延年，芝之为瑞，大率由德感而致。斯园之作，人知学使为奉板舆，称寿觞，而不知天之祚太翁者，芝兰玉树，罔美不备，季氏所植，韩宣所誉，皆太翁德足基之，而福足颐之。”

记文盛赞“太翁之德”和“昆季之贤”，认为生长灵芝的条件是主人“德至”和子孙“善养”，而许振祎兴建斯园，正是对父亲“善养”的表现。同治十二年(1873)，许振祎任满还乡时，其父于次年三月病重不治，许振祎不禁哀叹“奉亲特辟玉芝园，恩养堂成渍泪痕”。光绪二年(1876)，许振祎丁忧服满后起复入京，从此宦迹南北，很少得暇归乡长住，偶一入园，每感“作个主人仍是客，不知添得许多愁”。如今玉芝园虽不存，然每聊及高岗灵芝，许氏后裔无不津津乐道也。

灵芝——生长于朽木之上的珍宝！它是药材，是仙草，是文化，也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希冀。兹就本人所知，仅就奉新史上所产灵芝撰就此文，聊作同好者茶余酒后一谈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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