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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荣获市地名文化征文二奖
樊明芳
近读2000年奉新县赤田镇儒里村11修《温氏宗谱》,发现其中有一篇由奉新教谕雩都张鸣凤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孟春月撰写的《儒里温氏族谱序》,其中有云:
“今予奉简新吴,设教黉序,有南乡温氏之独乐翁、石溪翁、儒隐翁等持其家谱而问序于余。予展而观之,其碑铭序记班班可考,世系宗图质实有据,已非遥遥牵合者。比详阅其所居之地,先名徐里,后唐宣宗自百丈返都践祚,路经其处,有天禄公儒冠淡雅,俯迎道左,帝问其人,并询其地,见其人之儒雅,遂念其地为里仁,易徐里为儒里焉。及即位后,纶綍宠锡,敕建书楼书院,自是科第蝉联,显宦辈出,诚世家名族。”
这篇序言说到了唐宣宗与儒里温氏始祖天禄公交往的一段史实。“天禄公”是谁?查《温氏宗谱》下篇实录第1029页可知:
“庭植,德安庆绪公四世孙,儒里一世祖,字天培,一字天禄。唐文宗太和末,以贡选赴京师,时宣宗为光王,公与令狐楚善,以文词得觐,后归讲学,慨然以造士为任。因郡人宦游新吴,书请开学于南乡徐里。会昌时,宣宗出游百丈寺,六年诏驾还朝,道经徐里,公率父老衣冠俯迎,因问此何地,公曰:‘此徐里也。’上曰:‘卿等儒雅,何不名曰儒里?’公遂于此居焉。登极后,大中二年,其从兄庭筠与令狐绹奏,旨敕将旧所讲学地诏创书楼书院,赐额天禄,学者称之曰天禄先生。元和辛巳年八月十六日子时生,娶德安县尖山富氏,宝历甲辰年九月十八日寅时生,生子二:旭、灿。中和庚子年十月十二日卯时公不禄,中和壬寅年十月二十日辰时妣不禄,合葬本村坛垴上,亥山巳向。”
张鸣凤的序言和温庭植的实录两段文字所述内容很多,信息量很大,我们以温庭植为中心,试将如上两段文字所蕴含的信息,另结合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整理如下:
温庭植(811-880),字天培,一字天禄,温庆绪四世孙,德安县人。唐太和末年(835),温庭植因为参加贡选来到京城长安,当时的唐宣宗李怡还是光王,温庭植因为与当时的代理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友善,通过他的介绍,凭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得以觐见了比自己还年长一岁的光王李怡,两人见面之后,十分投缘,相见恨晚。可惜当时的光王并没有什么权力,也没帮上自己什么忙。温庭植只得回到德安,选择了以教书讲学为职业。通过自己几年的努力,温庭植在德安已经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教书先生了。
后来因为有一位江州郡(今九江市)人在新吴做官,而德安是江州辖县,也许他们早就互相认识,总之,这位官员老乡十分仰慕温庭植的才华,特地修书一封,请温庭植到自己任职的新吴县创办一所学校。老乡的邀请是对自己才能的一种认可,况且早就听说新吴县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温庭植并未有更多的考虑,毅然带着妻子富氏一同来到了新吴县,并在江州这位官员老乡的帮助下,在新吴南乡徐里创办了一所书院,并自任山长。
会昌四年(844),唐宣宗晦迹云游到达新吴,在法城乡(今会埠镇)芰山(今驾山)又结识了布衣之交邹松垣,后芰山更名驾山,有“驾山仙居”、“行宫御笔”、“海棠花洞”、 “道院幽居”、“山花听令”、“宣宗御座”、“鼓楼高冈”等与唐宣宗有关的景点遗迹。宣宗在芰山滞留十天后,在邹松垣陪同下,到百丈寺出家为僧,留下了冬瓜窝、皇娘墓、黄檗潭等传说和灵境御题、天子地、龙蟠石、驻跸山、真源石刻及流觞曲水石刻等历史印记。
胡仲尧《清隐居士传》载:“适武宗疾渐,司星占帝所在,会昌五年三月,百官奉车驾豫章,物色至芰山。帝心犹豫,祈发于天,以卜事几。诘旦,则发生三尺,帝乃决行。”这里说的是因为武宗病重,又没有儿子做继承人,于是宦官便想起了那位傻傻的光王李怡。可是李怡已经有一年多不见他的踪影了,他到底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于是便请司星占了一卦,知道了他的所在,就在会昌五年(845)三月,百官带着车驾到了豫章郡,又经反复访求,才在新吴的芰山找到做了和尚的李怡。李怡也不知这消息是好是坏,正犹豫不决,也占了一卦,说若吉则头发生,若凶则头发不长。第二天早上,“则发生三尺,帝乃决行”。
宣宗决定离开新吴,回朝登极,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么?当他的车驾经过南乡徐里时,看见几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读书人,正率领一批学生和父老乡亲跪在路旁相送,他连忙下车搀扶起那位领头的先生,一看见温庭植,宣宗感觉似曾相识,这不正是十年前在京城长安见过的年轻人么?两人久别重逢,执手凝视,畅叙别情,十分高兴。宣宗因问:“这叫什么地方?”温庭植回答说:“这地方叫徐里。”宣宗说:“你们这地方的人风度儒雅,一定是个风俗淳美的好地方,为何不改名叫儒里呢?”当时的宣宗虽然还没做皇帝,但温庭植早就知道朝廷车驾迎接光王回京,一定是登极在望,便立即跪下谢恩道:“多谢皇上赐名儒里!”皇帝是金口银牙,从此以后,徐里这地方就改名叫“儒里”了。
宋祁、欧阳修等合撰的《新唐书》本纪第八·宣宗载:“会昌六年,武宗疾大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李怡回朝之后,会昌六年(846)初,侄儿武宗病重,他被立为皇太叔。同年三月甲子日,他在武宗的灵柩前即皇帝位,更名李忱,是为宣宗。次年(847)正月甲寅,宣宗大赦天下,改元大中。
宣宗是一位有恩必报且记忆力超强的人,他除了报答自己在落难之时收留过他的邹松垣和百丈寺外,他又想起了有过两面之缘、相见恨晚的那位教书先生温庭植,也常跟宰相令狐绹谈起。大中元年(847),恰好温庭筠正在长安应进士试,与令狐绹的儿子令狐滈等人交游甚密,自然也认识了当朝宰相令狐绹。令狐绹有一天问温庭筠是否认识一位叫温庭植的人,温庭筠说:“那正是晚生的堂弟。”大中二年(848),有一天,宣宗又跟宰相令狐绹谈到温庭植,令狐绹回答说:“那位教书先生温庭植,正是当今才子温庭筠的堂弟。”兄弟如此有才,且温庭植又是故人,自当报答才是。经君臣二人商量之后,宣宗下诏:“敕江南西道洪州为新吴县南乡儒里温庭植创书楼书院,额曰天禄。”天禄书院竣工之后,学者们都尊称温庭植为“天禄先生”。
从此以后,温庭植便定居儒里,专心致志以作育人才为务。中和庚子年(880)十月十二日卯时,天禄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0岁。两年之后,中和壬寅年(882)十月二十日辰时,富氏夫人也因病逝世,子孙将其夫妇合于儒里村坛垴上,亥山巳向。天禄先生从德安徙居新吴,夫妇俩育有旭、灿两个儿子,不仅成为了一位地道的新吴人,而且成为儒里温氏始祖。
温旭、温灿之后,人才辈出,贤哲挺生。唐乾宁二年(895),温成美出任广昌县丞;北宋元丰四年(1018),温宗缉以明经先后出任吉水、永丰二县教谕;北宋元符二年(1099),温亮出任保宁府检校官;南宋建炎二年(1128),温良辰因军功被委为都总,赠金紫光禄大夫,掌都督印,镇守南昌滕王阁;淳祐年间,温应效出任赣州府安仁县主簿;南宋绍定四年(1231),温应星中举人,钦赐进士,任广东惠州府知府;南宋宝祐六年(1258),温应华中举人,钦赐进士,任湖广长沙府湘阳县令,擢长沙知府;清乾隆三十年(1765),温旭(谱名一科)中乡试第9名举人,拣选知县……
自会昌四年(844)温庭植正式徙居新吴到现在,其后裔在儒里村已经生活了1170余年,现有六房(后房、子三房、瑞房、良泗房、九房、三房),下分五支(子兴、子荣、子富、子隆、子秀),共有1300余人,已蕃衍了37世。温氏子孙每当谈起始祖天禄公,都会很自豪地说起先祖与唐宣宗交往的故事。
在今干洲镇大墎村有个自然村名叫惊羊,岗前村有个自然村名叫六分。这地名乍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最近因受干洲镇党委、政府之托,受命挖掘干洲地域历史文化,有幸在石霞村谢鹏书记处得见1995年10修《闵氏宗谱》,始知其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与京阳闵氏第七世祖闵圭璋有关。据《闵氏宗谱》世系简介载:
“圭璋,字叔献,泰清子,生于宋建炎四年庚戌八月十四日巳时,乾道间擢为石门尉,迁汝宁通判。枢密使张浚引为幕府参佐,后补转运使,累建懋勋。绍熙四年癸丑二月十九日命下,诏为刑部尚书,敕诰图像,光昭奕世。公起第奉新、秀水等处,时有堪舆魏德斋与公交厚,卜吉穴于本乡之象山,后公殁葬其处,魏嘱曰:‘开穴至青石板,毋再深。’工人凿穴,不受听戒,启石突起双羊,羊走东归,竞逐,乃获六分分之,惊羊、六分,自此得名矣。”
这段话介绍了首先闵圭璋的生平。闵圭璋的父亲叫闵泰清,字渭公。据翰林学士兼起居舍人刘光祖撰《闵渭公先生及夫人朱氏墓志铭》载:
“公逾年三十有五,未获嗣息,夫妻茹素,祷于西昌之万寿宫,祝曰:‘不愿家藏珠玉,但祈后嗣弥昌。’果于宋建炎四年庚戌岁八月十四日巳时诞育一子,名以圭璋。状貌魁梧,明敏磊落,遇事即能剖决,有张汤磔鼠之才。乾道间,以茂材异等擢为石门尉,寻迁汝南判。会金人以十万众屯河南,枢密使张浚引为幕府参佐,出盱眙,金兵宵遁,补转运使,累建懋勋。宋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命下,召为刑部尚书,敕曰:‘朕履此多艰,寤寐簪缨之俊特,宗社之安宁。乃眷尔僚,久居外役,爰锡赞善之宠,进班常伯之尊,矢心卫阙,即日屈途,既不惮于远行,宜速依乎宸告,复播鸿恩,赠公为刑部尚书,母朱氏为一品夫人。”
按照墓志铭中的说法,闵泰清夫妇35岁以后生的这个儿子来之不易,因为他是在新建西山万寿宫向许仙真君求来的,长大后果然不同凡人,他“状貌魁梧,明敏磊落”,且具有特强的判断能力,最终竟然被宋光宗任命为刑部尚书。闵圭璋出身不凡,经历不俗,死后安葬时也是异象频生。
闵圭璋生前与一位名叫魏德斋的堪舆大师(地仙)相友善,曾委托他为其死后觅一处风水宝地。魏德斋不负所托,果然在祖居西面的象山之上觅得一处牛眠吉壤。闵圭璋死后,子孙遵其遗嘱,将其葬于象山之上。
闵圭璋下葬那天,地仙魏德斋嘱咐说:“开穴至青石板,毋再深。”当八仙开挖墓穴至一定深度时,果然出现了一块青石板,按照地仙的嘱咐,八仙是不能再向下挖的,但有一位八仙好奇心重,以为下面藏了什么宝贝,就将那青石板撬起,突然从石板下跑出两只土羊,一径向东边跑去。
当人们急起直追,追到今岗前村东面一带时,两只土羊竟然变成了六只,然后忽然遁地不见了。于是后人就把土羊出现的地方叫做“惊羊”(今已依其谐音误称“京阳”,且已分为上京和下京两个自然村),把六只土羊消失的地方叫“六分”,俗称“六分里”(今属岗前村)。此即两个地名得名之缘由。
闵圭璋的墓至今仍位于大墎村上京西边约一公里的象山(今称七祖山,因葬闵氏七世祖而得名)之上,因灌木过于茂盛,我们已无法进入其中,故并未看见墓碑。该墓看样子已多年无人凭吊,墓周边山地已承包给外地人种柑桔。清代从善乡湖西村周天锡有《双羵旧迹》诗咏此云:
“吉壤祥钟二气灵,坤维孕结鬼金星。胎含日月精华异,光罩山川草木馨。只为君家绵凤德,非同怪事纪麟经。双双喜起延嘉誉,过此还须侧耳听。”
我们现在奇怪的是土中怎么会跑出两只羵羊来呢?这羵羊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个案,在古代典籍中早就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载: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
孔子认为季桓子挖井时从土缶中挖出的是一种叫做土怪的羵羊。关于孔子辨羵羊的故事,讲得最完整的是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
“(孔子)有圣德,好学不倦。周游列国,弟子满天下,国君无不敬慕其名,而为权贵当事所忌,竟无能用之者。是时适在鲁国,无忌言于季斯曰:‘欲定内外之变,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与语竟日,如在江海中,莫窥其际。季斯起更衣,忽有费邑人至,报曰:‘穿井者得土缶,内有羊一只,不知何物?’斯欲试孔子之学,嘱使勿言。既入座,谓孔子曰:‘或穿井于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惊问其故,孔子曰:‘某闻山之怪曰夔、魍魉,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为羊必矣。’斯曰:‘何以谓之羵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乃召费人问之,果不成雌雄者。于是大惊曰:‘仲尼之学,果不可及!’乃用为中都宰。”
据博学多才的孔子说,羵羊乃是一种非雌非雄的土怪。它的出现到底有何象征意义?本人找了很久,亦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说法,有一种说法称羵羊为土神。不过古人多认为,“羊”与“祥”相通,有“吉祥如意”之义,有“三羊开泰”之说,有“旺宅兴家”之吉,有“跪乳孝母”之赞。
居住下京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有羵羊的地方就是吉地,羵羊跑了或对墓主不利;但二羊变六羊的地方或许大吉大利。”老人说的不利,大概是说原居于京阳的闵氏多已外迁;二羊变六羊的地方即是岗前六分,这里居住着徐、舒两大姓氏,明清两朝,两大家族共考取过12名进士。徐氏有“一门八进士,隔代两翰林”之说,舒氏有“四代人文成进士,千秋祀典有功臣”之赞。
羵羊的出现与人才的产生到底有无关系,我们不得而知,民间流传的说法很多,但多是人们的主观臆测,并无任何科学根据。但“惊羊”这个典故的确曾引来许多文人品题。“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范梈(字德机,清江人)曾为闵氏撰写过一篇《惊羊赋》,兹录其全文以飨同好:
“尚书藩伯,世护洪都。天留幽府,海昏秀邱。夙传神羊挺异,引分六聚承休。步览形胜,曷愧生侯。缅想营始,鬣封夹玉而铺紫,石洒锦而带緅。产非地酝,出非搜求。类短步而长髯,岂备牢而荐馐。
谁覆之屋,殆虚以宫。如嘉刍之所习豢,似元壤而富芊芃。爰鸥驺而竞爽,乃超距而舞风。或趋近而先停数武,或赴远而后起芳丛。大方为栈,灵祇吐氛。习坎而升,发阳亨之间气;因人表物,迥鲁史之妖羵。上则应南宿之次,下则属未支之分。奇昭岳牧之禄,瑞显门中之文。
乏挂木之睡角,殊寻盐之宫羲。岂柔居刚中丧之于易?抑童子泣路亡之于岐?飱毡苦节,叱石幻师。穴恍灵台,寿修公之石物;山如绥顶,来葛丈之木孳。大夫之五羖,群增其乳;天子之故人,钓曳其皮。美开万祚,星错纷居。金籍世著,邺架诗书。猗欤盛哉!
乃今邱陇成蹊,萋萋荒草。断碣残堆,邻无故皓。牧童竖子,但闻扣角之歌;行客田夫,久昧逐膻之道。虽毛汇之微,乍见若畏。而生物之理,树人则贵;惟相公上代元勋,累叶哀衣。神明辟邪,讵计触藩之羝?虔生报本,谁念告朔之饩?护国名山,只余叹忾。
乃为之歌曰:昔伯藩兮拥貔貅,今藩伯兮隐一邱。千万岁后看乔木,惟余风月伴松楸。复歌曰:北邙山麓兮累累焉,将军战马兮血汗溅。六羊今何处,口碑自年年。泉下为谁老,念尔祖兮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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