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钟氏家训杂谈

樊明芳

本人数十年从事奉新地方文史研究，拜读过无数世家大族之族谱，必定有族规家训一章。清康熙帝为皇家制定了《圣谕十六条》，下颁礼部定议上闻。《清圣祖实录》卷34载：谕曰：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会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

（康熙帝《圣谕十六条》书影）

康熙帝站在治国的高度，以教化宗室成员为目标，制定皇室家训十六条。雍正帝认为父皇制定皇家家训有面向全国之作用，便将其逐步进行具体诠释，更名为《圣谕广训》颁行全国，于是全国各世家大族多以之为蓝本，制定本族之族规家训，少则十余条，多则十六条，内容形式大同小异，故千人一面，并无特色。

（雍正帝《圣谕广训》书影）

近读罗市蓝田钟氏族谱，发现其制定的家训与其他家族并不一样，读之有耳目一新之感。蓝田钟氏家训制定于清嘉庆七年（1802），分《祖贻孝弟忠信四条》和《祖贻民家四训》两则，总共虽只八条，且篇幅也不长，但让人感觉对象明确，要求具体，切实可行，兹分而述之。

《祖贻孝弟忠信四条》面对全体家族成员，从孝、弟、忠、信四方面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简洁通俗，好懂易记。

“一、孝训。孝为百行之原，人子不可一日不尽，苟有未尽，即稍有善行，俱无足取焉。在子弟之聪明颖悟者，谅亦知天经地义之谊；若蒙昧愚惑者，安能识顾复鞠育之劳？令我族人，凡事父母者，必须教其愉色婉容，冬温夏凊，昏定晨省，生则服劳奉养，死则以礼祭葬，各称其家，必致其情，毋听妻言而丧天亲之爱，尽子职则众称其孝，违天亲即同攻其逆。”

此条释“孝”，解释对父母尽孝作为人子的一种美德居于“百行之原”的地位，亦即“百善孝为先”之义，强调对父母尽孝乃人子“天经地义之谊”。然后对全体族人提出了对父母要“愉色婉容，冬温夏凊，昏定晨省，生则服劳奉养，死则以礼祭葬”的总体要求，否则族人必“同攻其逆”。

“二、弟训。友兄弟骨肉之亲，手足之谊，昔人所谓最难得者也。凡我族人，兄宜友，弟宜恭，有无相通，忧乐与共，勿以小节而致争端，勿以言语而伤和气，毋听妇言而起喧闹，毋因私姻而留宿怨。倘若父有不幸或遗幼弟，当亲视之如子，即异母所生，尤宜待之加意，式相好，无相尤，大义昭然，教育肫切，必冀其有成。”

此条释“弟”，今作“悌”，即对兄弟要重“骨肉之亲，手足之谊”，即要友爱，这是总体要求。然后对全体族人提出了“兄宜友，弟宜恭，有无相通，忧乐与共，勿以小节而致争端，勿以言语而伤和气，毋听妇言而起喧闹，毋因私姻而留宿怨”的细则，兄长对失怙的幼弟或同父异母之弟更要关怀备至，务将其养育成人，并助其成家立业，此即“长兄如父”之义。

“三、忠训。为臣须忠，穷则独善，达则兼善，志士宜然。故必在其位乃谋其政，事其君必尽其忠，乃可以显亲扬名也。凡我族人，或有出仕者，无论大小官职，皆当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不可怀乎二心。有利则当兴，有害则须除，致君泽民，以报朝廷之恩，庶宗族有荣，家声有光。”

此条释“忠”，即对朝廷、国家要有忠心，“穷则独善，达则兼善”，“在其位乃谋其政，事其君必尽其忠”，这便是“忠”的定义和要求。然后对出仕的族人提出了“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有利则当兴，有害则须除，致君泽民，以报朝廷之恩”的具体要求，以达到“显亲扬名”、“宗族有荣，家声有光”的效果。

“四、信训。与人交止于信，盖信者持身之要，涉世之具。苟人而无信，犹车之无䡚軏也，其何以行之哉？凡我族人，处世不可虚伪，相将当必久要不忘，效久敬之善交，凛妄诞之戏言，一诺重千金，片言如九鼎，斯称表里如一之君子，非外饰笃论色庄。”

此条释“信”，即与人交往要讲诚信，因为诚信乃“持身之要，涉世之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强调诚信对做人做事的重要性。然后对全体族人提出了“处世不可虚伪”、”效久敬之善交，凛妄诞之戏言，一诺重千金，片言如九鼎”的做人做事严则。

儒家倡导的“人生八德”一向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相提并论，而蓝田钟氏却只提“四德”，如此取舍，自有其用意：对一般人而言，前“四德”是人人都要遵循的人生准则，而后“四德”则是对读书出仕者为人从政之要求，而家族仍是普通人居多，故取四舍四，盖其由也。

《祖贻民家四训》对全体家族成员从职业角度，分士、农、工、商四个方面，提出了四条家训，非常切合家族成员之实际。

“一、士训。士为四民之首，自古重之，必思所以重士之实。孔子曰：“行己有耻。”孟子曰：“尚志。”盖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子孙之为士者，自宜凛圣贤，矢志廉隅，庶对先哲而无愧，绍箕裘而勿替。盛朝之崇俊彦，可操券而获，亦可受禄不诬也。”

此条对“士”即读书人提出了要求，要按照孔子的“行己有耻”和孟子的“尚志”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必先器识而后文艺”。所谓“器识”，即器局与见识，也就是说读书人先要拓展胸襟，端正品行，树立理想，再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有现在提倡的“要成才，先成人”之意。然后要求读书人“宜凛圣贤，矢志廉隅”，从而达到“对先哲而无愧，绍箕裘而勿替”的效果。

“二、农训。务本力农，乃治生常道。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人所以先稼穑而后明伦也。洎乎后世游荡者，多勤劳其少，讵知春酒羔羊，田家之乐，盈止宁止，俯仰有赖。吾子孙之为农者，宜胼手胝足，切勿怠惰而致田卒污莱也。”

此条对“农”即农民提出了具体要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先稼穑而后明伦”，强调农业比其他行业，甚至比“明伦”即读书都更重要。然后要求务农之子孙要“胼手胝足”，勿“怠惰而致田卒污莱”，即要不畏辛劳，服畴力啬，切勿怠惰，导致田园荒芜。

“三、工训。攻金攻木，本前民以利用；为陶为冶，亦托业以营生。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然必力以勤而后业乃精。苟荒而戏，安能善其事？吾子孙之为工者，当效风诗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益求精也。”

此条对“工”即从事手工业者提出了从业要求，包括“攻金攻木”、“为陶为冶”诸行业，“必力以勤而后业乃精”，强调“勤”“精”二字，只有努力切磋琢磨，百工技艺才能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手艺做到极致，何愁不能“托业以营生”？

“四、商训。贸迁有无，先王闻日中之巿；生殖货财，昔贤有营利之谋，陶朱猗顿之富，至今称道不衰也。然必有乘时乘机，当得不当之胜算，不可有龙断独登，放利而行之私心。吾子孙之为商者，尚其难其慎，庶临财无苟得，不愧君子九思之一也。”

此条对“商”即从事商业者提出了执业道德标准，持筹握算，乘时射利，乃经商牟利之正途，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断不可有“龙断独登，放利而行之私心”，作者要求本族子孙经商者要做到“临财无苟得”，切不可垄断市场，牟取暴利。

蓝田钟氏八条家训，前四条针对家族全体，后四条针对士农工商，侧重不同，对象各异，显然比泛泛而谈之《圣谕十六条》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罗市镇蓝田钟氏虽不如县城诸大姓声名显赫，然其家训确有可取之处，故公之于众，或可作他山之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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