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年

廖路明

这几天出门，看见对面邻居家门上贴了春联；街道两旁挂上了红灯笼；不时有人拉着行李箱、拖家带口在路边打车，准备出远门；商店里买东西的人明显多了。春节临近了！

一位同龄好友发来微信，说总感觉现在是按部就班地为过年而过年，越来越缺少浓浓的过年味，小时候那种盼过年的心境没有了。我不禁也感慨万千，过去的往事在记忆深处被轻轻触动。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赣西北奉新县的农村。小时候过年那真是别有一番景象。

每年冬至一过，母亲就开始腌制腊肉，有时还会灌制一点香肠。和有些地方不同，我们那里没有烟熏腊肉的习惯，通常在出太阳时，拿到外面去晾晒。晒到出油后，再挂到屋梁上继续风干。

炒红薯片是家里必备的自制年货。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会晒红薯干。过年前夕，母亲用家里做饭的大柴锅，先把粗河沙炒热，然后将红薯干倒进锅里，不断翻炒，直至将薯干焐熟。母亲有时还会炒一点黄豆和花生，不过这两样年货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时才会端出来。

那时过年家家户户还要做米花糖。腊月一到，小商贩就开始挑着手摇爆米花机走村串户，嘴里“爆米花啰、爆米花啰”不停地吆喝着。各家拿着米和一点木柴，陆陆续续地围拢过来。排队等候爆米花时，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生活和劳动中的趣事，女孩子踢起了毽子，男孩子玩起了陀螺。快要开镗起爆时，胆小的会赶紧捂着耳朵躲到一边去。随着“轰”的一声响，一阵白烟窜出，一炉爆米花就做好了。在欢快回家的路上，小孩子不时地抓把爆米花往嘴里塞。

南方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一天奶奶会用碗盛上一块大肥肉，插上一根筷子，放在灶头上，双手合十在胸前上下晃动几下，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我长大后才知道这叫“祭灶”。那时候这个行为被视为迷信，奶奶祭灶时会先关上厨房门，生怕被人看见。

小年过后，母亲开始拆洗家里的被褥和床单，我们穿的衣服也要陆续换下来洗。母亲还会用竹竿扎上稻草，来掸扫房梁和楼板上的灰尘，家里里里外外要清扫一遍。

印象深刻的是洗澡。南方冬天白天出太阳时，外面比屋里暖和。记得母亲让我们兄弟俩脱得一丝不挂在外面洗澡时，旁边上了年纪的人打趣地说，“你们那个什么什么让人看见了”。我们那时虽然只有几岁，但往往也会弄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洗完澡后穿上干净的衣服，身上一直凉飕飕的，总感觉少穿了一件衣服。

小年过后是大年。这一天男人们要负责将家里的菜刀磨好，并招呼孩子们一起贴春联。主妇们开始为除夕的年夜饭做准备，忙着炸肉丸子和豆腐干，用腐竹炖肉、墨鱼炖排骨，家家户户厨房里飘出阵阵的、浓浓的肉香味。路过的人常常会不自觉地驻足多闻几下，好不馋人。

除夕的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戏。忙碌了一年的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吃着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饭。男人们喝一点自制的米酒，女人们喝一点汤或茶水，大家举杯相互说一些祝福的话，即使平时家人之间有些磕绊，这时候的气氛却是温馨、和谐的。

大年三十关门前，各家要放一挂小鞭炮，叫“关门炮”，寓意辞旧岁、驱除不好的东西。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各家开门时要放一挂长长的大鞭炮，叫“开门炮”，象征迎新接福。每年过年的这个时点，是我们小孩子最为激动的时刻，因为我们要着急起床出去捡鞭炮。那时候家里穷，大人没钱给小孩子买玩的鞭炮，我们只有去捡每家未燃尽的鞭炮来玩。大年三十睡觉前，小孩子都会再三请求大人第二天早晨一定记得及时叫醒起床。记得有时邻居开门放鞭炮了，而我家还未开门，想到鞭炮让小伙伴们捡走了，我们那个跳脚地急呀！只要听到村里哪家“开门炮”一响，小伙伴们就纷纷跑向哪家，胆大的甚至不顾鞭炮还未燃尽，就先下手为强地去抢，大家七手八脚地挤在一起，场面甚为混乱。捡鞭炮时，小伙伴有因地湿滑摔倒的，有因火星烧坏衣服的，偶尔也有炸伤脸和手的，被父母看到了，要是平时肯定会挨一通骂甚至一顿打，不过此时只有生生地强忍下来，嘴里往往蹦出一句“等过了今天再说”。按习俗大年初一不能生气、不能打骂人，否则影响家里一年的吉祥。

大年初一吃完早饭后，先是左邻右舍互相拜年，然后是村子里各家各户相互拜年。大家串门走户，拱拱手、问个安，说几句吉祥祝福的话。不过要是哪家上一年有人过世，这家的人是不上门给人拜年的，别人上门来拜年时，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给过世人的灵位鞠躬。要是逝者年纪大、辈分高，讲究一点的人甚至还要行大礼，也就是下跪致哀。

村子里的人家互相拜年后，住在附近的一些亲戚也陆续上门来拜年了。我小时候奶奶还健在，她老人家辈分高，来给她拜年的都是和父母一个辈分或更小的晚辈。这天上午奶奶要见一波又一波的亲戚，重复说很多同样的话。父亲忙着招呼客人，指挥我们小孩子端茶倒水，母亲在厨房给有需要留餐的亲戚准备午饭。大年初一上午家家户户人来人往，热热闹闹，虽然大家很忙乎，但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初二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我的两个姑姑会领着夫婿和孩子来给奶奶拜年，带着年货和点心孝敬奶奶。奶奶会将平时积攒的几角钱毛票，给外孙子女们做压岁钱。

好日子总是转眼即逝，很快就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吃完元宵后，大人们开始商量开春下地干活的事儿，我们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年的等待和期盼。

二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远离家乡到北京工作。按国家规定，父母不在京的职工，结婚前每年有一次探亲假，成家后四年有一次探亲假，单位负责报销往返路费。像我们父母在外地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把探亲安排在春节期间。不过这个时候回家过年碰到的很多事情那叫一个“愁”啊！

首先是愁车票难买。坐飞机太贵，家里又没有汽车，从北京到江西只有选择坐火车出行。火车票中，硬卧性价比合适，但一票难求。为买票有人甚至要提前一个晚上等在售票窗口。找黄牛票贩子每张票往往要加价一百多元，差不多一张硬卧票的价钱了。实在没办法，有时只得托熟人买票。等票的日子十分煎熬，每天都焦急地打电话去询问，对方总是回复再等等再等等。有几次都是紧赶慢赶算是回到老家陪父母吃上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到家没几天，就又开始发愁买回程的火车票。

其次是愁坐车难。有一年没买到硬卧票，只能坐硬座回家。那时火车客运能力有限，着急等着赶回家过年的人又多，铁路部门只得卖一些站票以满足需求，加上有的乘客用站台票上车，结果一路上下车的人少、上车的人多，到最后有的站甚至要从车窗口爬进去才能上车。车厢座位底下躺着人，过道上人挤得有时脚悬在空中着不了地。来回上个厕所要好半天，大家只有少喝水，或尽可能地憋着。冬天行车不能开车窗，车厢里的空气十分的混浊。一路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南昌下站时，虽然我们那时还年轻，仍感觉腿脚麻麻的。

三是愁选购礼物难。回家过年给长辈和晚辈带啥礼物，这是个很费心的事。按理说给点钱最实用、最省事，但给少了面子上过不去，给多了又负担不起。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买礼物。一大家子的亲戚，上有老、下有小，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周全，给老人买的点心要考虑硬不硬、油不油，给小孩子买的衣服要考虑大小、款式、颜色是否合适，我和夫人往往要提前一个月来筹办这事儿。带着塞满了东西的大包小包上车，寒冷的冬天里时常也要累得满头大汗。

还有一个愁的是走亲戚难。给至亲长辈拜年是应该的，问题是一些远房亲戚是否也要走访，我总和父母有分歧。这些亲戚父母可能很熟悉，但与我交往并不多，有的甚至没怎么见过面，在一起时常常无话可说。有一次我和弟弟遵父母之命去给一位远房长辈拜年，进门时家里主人在打麻将，我们干坐了半个小时，直到离开时主人居然都没有下桌。气得我回家后埋怨了父母半天。

尽管有这些愁、那些难，但从没有影响我回家过年的脚步。

不过人到中年后，我再回到老家时，过年的味儿已开始慢慢地变了。家里的年货照例还是要准备的，只是米花糖改成了花生糖或芝麻糖；吃红薯片的少了，即使有也是从过去用河沙炒的改成了油炸的；炒黄豆没人吃了。腌制腊肉的习惯虽然还保留着，但在腌制品容易致癌的观念影响下，吃的人在减少，消费量也在下降。过去传统的手工年货，慢慢地变成了工业品。

我问儿时的伙伴，小孩子是否还捡未燃尽的鞭炮玩。他们说现在孩子们都是用压岁钱买鞭炮、买烟花玩，捡鞭炮已是过去的老黄历了。再说现在做鞭炮的工艺先进了，燃放的鞭炮就没有剩下的。

除至亲长辈外，大家已不再走村串户地相互拜年，过去那种川流不息、人来人往的场面不见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拿着手机在群发信息，给亲朋好友空中拜年！

不过过去被视为“四旧”的舞龙灯在百姓的呼吁下恢复了。初七过后，村里的舞龙队开始举着龙灯走村串户给各家拜年，如到了上一年有结婚或盖新房喜事的家庭，不仅要把龙灯舞起来，龙灯队里的老师傅还要领着队员大声喝彩，说一些诸如“早生贵子，新居新气象”之类的吉祥话，主人则送上烟酒、点心招待，客气的还要送个小红包。按习俗龙灯队要在元宵节晚上十二点前结灯。收工后队员们多多少少都会分到一点烟酒年货甚至红包礼金，不过大家更看重的是一起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过程。

三

父母去世后，我在故乡的家算是没有了。掐指算来，我已有十几年没在老家过年了，

过去工作时由于假期有限，回一趟家过年常常跟打仗似的，着急忙慌，来去匆匆。陪父母呆不上几天，就又得赶回单位上班，临别时父母总是依依不舍，泪水涟涟。现在退休了，开始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缺憾的是亲不待了！

每逢过年，北京要走几百万人，平时车水马龙的街市此时突然安静了许多。留下来过年的，除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北京”外，就是我们这些在家乡没有了“根”的外地人。

儿子娶了一位四川姑娘做老婆。考虑到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平时儿子儿媳在北京，能不时和我们见面，我和夫人商量，过年就让他们回成都陪儿媳父母吧。因此儿子结婚后，家里就开启了我们老两口独自过年的模式。

北京过年家里有贴春联的，但不多，讲究一点儿的会在门上贴个“福”字。家里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准备各色年货了，顶多女主人会买点儿瓜子花生，当作过年看春晚的零食。电子商务深入百姓生活后，现在即使在非常偏远的乡村，也能买到国内甚至世界上各种好吃的东西，不过我在北京却很难买到小时候在乡下喜欢吃的那些“土年货”。每年过年前夕，我常常会联系还在老家的哥哥、弟弟，请他们从乡下搜寻一点“土年货”快递给我。其实这些年货要说好吃到哪里也未必见得，只是想感受感受“小时候的味道”。

现在北京很多家庭选择在饭店吃年夜饭，也有从饭店订餐打包回家的。我家人少，都是夫人在家里炒几个菜，吃的十分简单，和平时没什么区别。由于都不胜酒力，自然没有举杯相庆的程式，没有一点过年的仪式感。

北京过年最热闹的地方是庙会。过去也有朋友会邀约一起去转转，有时嫌路途远，不想舟车劳顿，有时觉得庙会主要是吃喝和售卖工艺品，不对我们这个年纪人的口味，至今一次都没去过。

在北京，除了要上门给父母、岳父母拜年外，其他亲朋好友一般都是各过各的年，很少相互串门走访的。大年三十开始，大家就开始抱着手机给亲朋好友发送拜年信息。智能手机时代，大家已不再满足发文字信息了，更多的喜欢发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个性化拜年视频。

北京不让售卖、燃放烟花爆竹已好多年了。刚禁放时偶尔还有人偷偷燃放，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接受了过年不放烟花爆竹的现实，开始习惯安安静静地过年。

看着大年三十电视里年复一年的春晚，觉得累了或乏味时，我就出门到外面去走走，散散心。一路上我在想，小时候盼过年，中年愁过年，老了以后安静地过年，这个过程或因我们年纪大后心态变了，或因社会发展后环境变了，不过依然不变的是埋藏在心底里的乡情、乡味和乡愁！

（作者曾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农业银行董事）